上大學時，很喜歡作家史鐵生的作品。《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秋天的懷念》……，那些他用心和淚寫下的文字，讀起來總讓人很心疼。那時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雙腿癱瘓的輪椅作家。

可直到讀了他的《病隙碎筆》，才知道他又經受了更痛苦的病魔，從而對於幸福與痛苦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他感嘆：“生病的經驗是一步步懂得滿足。發燒了，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麼清爽。咳嗽了，才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麼安詳。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不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又生了褥瘡，一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見端坐的日子其實多麼晴朗。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時光，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任何災難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個“更”字。”

他好象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幸福和痛苦本來就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在人的生命過程中，你是否感受得到幸福，取決於你如何去劃這根幸福的底線。如果把幸福的底線劃得太高，期望值過高，欲望過大，與現實產生的距離就會更大，你感受到的就只有痛苦。

人生在世，誰不祈望自己活得幸福一些。不過，幸福確實是個很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人心中有着不同的衡量尺度。腰纏萬貫的富翁嚮往的幸福與家境小康的農夫想要的幸福肯定並不相同。每個人情況不同，給幸福劃的底線就會各不相同。

想想我們這些身在異國他鄉的遊子，在心底里給幸福劃上一條淺淺的底線，似乎就更別有一番滋味。我大學的幾位好友，有的很早就來了美國。記得九十年代初他們回國時，個個意氣風發，有一位還立志要向諾貝爾獎進軍，多麼偉大而崇高的志向啊！可現實有時會很無情，後來他們多半進了公司，而不是他們原來的目標去大學搞科研，一來像樣的大學不好進，二來也不得不考慮個人收入。進了公司便覺得身不由己，搞什麼項目不能隨心所欲，公司的研發有總體規劃和目標，更要考慮市場效應。還有幾位乾脆就放棄了攻讀博士學位，為了身份，也為了生計。

人為了適應現實，有時不得不改變這條幸福的底線。比如人在海外，你就不能和國內的同齡人去做無謂的比較。到了我們這個年齡，就是所謂的人到中年，在國內的人在想些什麼，又追求着什麼？身在高校，他們會努力去爭取做博導，做學科帶頭人。成了博導，又會去拼搏更大的科研項目，甚至去問鼎做院士，著書立說。步入商界的人，希望把生意越做越大，做成跨國，甚至上市。走入政壇的人，就抓緊機會步步高升，官沒有嫌做大的。方方面面的朋友都接觸過，也很能理解他們的苦衷。先不要急着罵他們利慾薰心，唯利是圖。那便是他們所面對的現實，和適應那種現實的幸福底線。如果我們當年不出國，沒準兒也會同他們並肩作戰，甚至是同流合污，也未可知。

而我們海外華人們步入中年又是怎樣的境況？經常在網上讀到一些文章，有人感慨有份工作有份收入就已心滿意足；有人只求工作穩定，別發生什麼大的變故就好；更有好多人，特別是女人，早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國人們，請你也不要嘲笑我們胸無大志，沒有事業心，云云。如果當年你和我們一樣飄洋過海，你肯定也逃不脫這樣的境地。這就是海外的現實，我們於不知不覺中在降低着那條幸福的底線。這不能說明我們消極，也不是我們變得阿Q。只是說我們以務實的心態來面對現實，尋求真實的幸福感。

不能排除一些海外華人，受不了這樣的降低，或者說是委屈，毅然決然地做了海龜。但願他們在歸去的歷程中能夠找到那份幸福感，可我們也親眼看到象塗博士那樣的人，走上了永遠的不歸路。

如果問:你離幸福有多遠？那就看你劃的幸福底線有多高。別成心難為自己，讓那條底線離現實近一點，離你自己近一點，稍作努力，就可以實現。這樣，你便會感到幸福時刻都圍繞在身邊，幸福近在咫尺。

2010 年 1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