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後代在美國職場上遭遇的種族偏見 五月十五日，《南方都市報》刊載了一篇署名Wesley Yang的文章，原文標題是《紙老虎》。該文作者自稱是典型的香蕉，皮膚是黃色的，內心卻是白的。文章着重論述了亞裔第二代在美國職場中遭遇到的種族偏見，因為是出自移民第二代之手，文章的視角獨特，並且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讀罷此文，感想頗多。因原文較長，為提綱挈領，這裡只節選了原文的一部分。小標題和後面的彩色文字是我根據自己的讀後感而加的。 （一） 亞裔後代在美國職場中的現狀 許多華人移民都認為，第一代移民因為語言弱勢和文化背景差異等因素，使其在職場的晉升提拔中會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待遇，而這種狀況到了第二代移民就會大有改觀，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讀了“紙老虎”一文，我第一次正面了解到，情況並非如此。 《紙老虎》文節選： 上世紀90年代，詹姆斯・洪還是伯克萊一名電器工程專業學生。他到IBM公司進行了一系列的面試。一名年長的亞裔研究員看了看洪的簡歷，問了一些標准問題。然後，一言不發地站起來，關上辦公室的門，對洪說，“聽着，我得老實對你說：我們這一代來到這個國家，是因為我們想要給孩子們創造更好的條件。我們盡了力，離開家，讀研究生的時候還不怎麼會說英語。但是，如果你接受這份工作，你將會像我們這一輩一樣遭遇同樣的‘天花板’。在他們看來，我只是一個亞裔理科博士，永遠不是管理層的材料。你將會得到這份工作，但是不要接受。你們這一代必須比我們走得更遠，否則我們所努力的一切都白白浪費了。” 這位研究員說的是亞裔在職業升遷時遭遇的“竹天花板”―――一種看不見的屏障，維繫着美國公司的種族金字塔機構―――亞裔大多位於金字塔底層，中層只有少數，在頂層幾乎沒有。 亞裔美國人在職場升遷時遭遇的問題算不上這個時代最緊迫的社會問題。畢業之後，眾多名牌大學的亞裔生發現，他們所熟悉的能力主義突然終止了，對於很多亞裔美國人，這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苦澀現實。如果美國常春藤盟校畢業班學生中亞裔占15%至20%，如果說常春藤盟校是美國社會領導人的孵化器，那麼按常理推斷，亞裔應該在公司領導層中占據相應的比例。 然而，統計數據卻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事實。根據最近一項調查，占美國總人口5%的亞裔，在企業管理層中僅占0.3%，在董事會中不足1%，在大學校長中占約2%.在財富500強企業中，只有9名亞裔CEO.在硅谷，1/3的軟件工程師為亞裔，然而，在25大IT公司的董事會中只有6%的亞裔，這些公司的管理層中亞裔僅占10%。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21.5%的長期聘用科學家為亞裔，但根據2005年的一項調查，亞裔僅占中層管理人員的4.7%.在Yellowworld（亞裔美國人政治組織）的網站上，有一條評論簡潔地概括了這一現象：“如果你是東亞裔，你需要上一所最好的大學才能獲得一份好工作，即使你獲得一份好工作，有着普通州立大學文憑的某個白人家伙也會比你升遷得快，僅僅因為他是白人。” “竹天花板”最陰險的地方在於，它似乎並非由公然的種族歧視所致。對財富500強公司亞太裔美國雇員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受訪者認為，在升遷評判時他們是作為個體而非亞裔受到評判。但只有51%的人認為，亞裔在管理層有足夠多的代表；只有55%認為他們的公司充分利用了亞裔的才幹和對亞裔的偏見。 更可能的是，這些統計數據上的矛盾可能源於無意識的偏見。比如，沒有人會承認，高個子的男人天生是更好的領導，雖然身高6尺或以上的男性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5%，但公司CEO中身高6尺或以上者卻多達58%。同樣，沒有人說，亞裔不適合做領導，但是在最近公布的一項心理學實驗中，受訪者一致認為有着白人名字的假設雇員比有亞裔名字的資質相同的雇員更有領導潛質。 （二） 亞裔父母秉承的教育理念是否走進了誤區？ 這似乎已經成了老生常談的問題，就是亞裔父母的望子成龍心態。亞裔父母往往把精力更多地傾向於關注孩子們的學業成績，而忽視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心理和情感的變化，甚至根本不予理睬。作為父母，我們也許並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正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父母的教育理念到底對子女的心理以及未來的職場生涯有怎樣的影響？聽了這位移民後代的內心獨白，我們也許會從中領悟到點什麼吧。 《紙老虎》文節選： 讓我總結我對於所謂亞洲價值觀的感受：去他的孝順孝心；去他的勤學苦讀；去他的常春藤聯盟；去他的順從權威；去他的和諧關系；去他的為未來犧牲；去他的中產階級奴性。 我理解亞裔父母養育了整一代這樣的孩子。醫生、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對於任何肯刻苦努力的人而言這些都是好工作。這樣的追求能有什麼錯？在美國，亞裔大學畢業的幾率遠遠大於包括白人在內的其他種族。在中產階級中，他們的收入也高於其他種族。在約1400萬亞裔美國人中，2/3出生於國外。在1970年，當我的哥哥出生時，美國只有39000個韓裔，現在則有100萬。 亞裔美國人的成功成了美國夢的典型證據，被用於證明在這個國家，少數民族也能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然而，在提到亞洲人時，總是伴隨着種族恐慌，尤其是當中國成為美國的工業基地，當中國成為美國的債主的時候。但是，如果為美國人生產iPad和廉價服裝的中國的勞動力大軍讓我們感到害怕，如果說眾多的優秀亞裔學生讓美國父母對於他們自己寬松的子女教育方式感到焦慮，那麼那些循規蹈矩，遵從於父母所有教誨的亞裔學生，他們真那麼令人害怕嗎？ 今年年初，蔡美兒的《虎媽戰歌》出版，引起眾多不乏種族偏見的歇斯底里之詞。但是，在眾多的叫囂和評論之中，沒有任何一條嚴肅地考慮過“亞裔美國人是否真的已經主導這個國家”。假如亞裔真的已經稱霸中學和大學，那麼亞裔美國人是否在現實世界中取得了同樣的主導地位？我非常懷疑事實並非如此，而原因不難找到。如果我們真像描繪的那樣令人敬畏害怕，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亞裔被認為是膽小文化的產物，很容易被人指手畫腳，基本上是一群隱形人。 幾個月前，我收到了一位叫傑弗遜・毛的年輕人的電子郵件。他剛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之前就讀於英才學校史岱文森。他想知道“如何成為一名亞裔作家”，詢問我的建議。 一個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乘坐地鐵7號線，在終點站法拉盛下車。這里多數的商店都標注着中文名，人行道上也都是漠然的亞裔面孔。毛在地鐵站口等我，我們一起走進附近的越南菜餐廳。 毛有一張圓臉，眼睛藏在方形眼鏡後面。大學畢業後他一直和父母居住。毛8歲時，一家人移民美國。他的母親是一位修甲師，父親是一位物理治療師的助手。最近，毛經常坐1個半小時的地鐵，到曼哈頓去給一名史岱文森中學的一年級白人學生當家教。有時面對這個和藹可親的年輕人，他總是有一種悔不當初的感覺。現在他知道，自己當初上史岱文森中學時該怎麼做了：“在功課上少花一半的精力，比現在成功20倍。” 史岱文森是美國競爭最激烈的公立中學之一，完全依據考試成績招生：參加特殊中學招生考試，成績排前3.7%的紐約學生才有希望進入史岱文森。無論是貧困生、校友子女或是其他特權群體都不能享受優待。學校不鼓勵多樣化或冠冕堂皇的平衡發展或所謂個性。這里只信奉純粹的能力主義。結果就是占紐約人口12.6%的亞裔在這所學校中的比例高達72%。 今年，569名亞裔學生進入史岱文森，而同期新生中白人179名、西班牙裔13人、黑人12人。這樣戲劇性的比例及其對不同紐約種族群體智力水平的暗示，總是讓一些人覺得不舒服。但是，亞洲人不相信天賦智力。他們相信―――並且已經證明―――熟能生巧，任何人反復練習應試技巧，一定會取得好成績。在亞裔聚居的法拉盛和貝賽德遍布補習學校，又稱“填鴨學校”，在放學後、周末、暑假教導學生如何應對考試。《紐約時報》引用一所名叫“常春藤預備學校”的補習學校老師的話說，“學習數學不在於學習數學，而更像是舉重，舉起數學的負重。”毛說得更直接：“你只要學會如何應對標準的考試。” 因此，隨着“老虎孩子”的崛起，出現了一種擔憂，在那些瘋狂的亞裔學生的陪伴下，非亞裔學生的教育經歷也會同樣變得狹隘。2005年，《華爾街日報》報道了發生在加州一所高中的“白人逃離”現象。亞裔軟件工程師的子女讓這所學校變成了競爭殘酷的地獄，拿B的學生在班上也算是差生，於是白人孩子紛紛轉校。 大學有的是糾正這種不平衡的方法：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托馬斯・埃斯潘沙德在調查後發現，一個亞裔學生的SA T（美國高考）成績必須比白人學生高140分才有同等的進入普林斯頓的機會。這對於很多亞裔顯然是不公平的，他們因為其他和他們長着類似面孔的人的成功而受到懲罰。中上階級的白人孩子畢竟有他們自己的私立精英學校，有遠比補習學校收費昂貴的私人教師幫助他們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很多亞裔美國人認為這是一個簡單的不平等問題，要求推行不考慮種族的大學招生標准。2006年，在加州立法禁止公立大學帶種族歧視的招生制度10年之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新生中亞裔比例高達46%；可以想象常春藤盟校出現同樣的人口構成變化，目前在這些學校中亞裔占17%。但是，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常春藤盟校在招生時有他們自己的利益考量，有的並非沒有道理。誰能宣稱，亞裔學生占72%的哈佛大學能夠具有同樣的精英孵化環境？ 在史岱文森待了一段時間後，毛感覺到了隱約的不滿。他總覺得自己是一群“沒有名字面孔模糊的亞裔孩子”中的一員，他們就像是“房間裝飾物一樣不起眼”。他曾經滿足於埋頭工作，朝着一個大家共同的目標―――哈佛―――努力。但是到了高年級，他開始懷疑，這條通往學術成功的獨木橋是否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你不能不想，肯定還有其他的道路，”他說，“我們在相互拼命較勁，而那些中西部的孩子卻不用那麼拼命，還可以玩玩樂隊什麼的，如果他們智力還可以，學習還算努力……” 我們見面幾周后，毛介紹我認識了他在史岱文森最好的朋友丹尼爾・朱。去年，朱從威廉姆斯大學畢業，他寫的詩獲得了創意寫作大獎，他用1.8萬美元的獎金去中國旅遊了一趟，現在他回到了布魯克林，和父母住在一起。 朱記得自己在威廉姆斯大學的第一學期，他的輔導員常常找他談話。問他還好嗎？是不是遇到什麼問題？“我正在適應這個地方。”他說，“我不覺得高興，但也沒有覺得抑鬱。”但是，他的白人朋友也提出了相似的問題。他們會說，“丹，有時候，很難判斷你到底在想什麼。” 朱有着一張討人喜歡的面孔，但他給人的印象是保守的。他的聲音不大，語調沒有什麼起伏，面部表情很少變化。他把這一切歸咎於他成長的家庭。“如果你在一個中國家庭長大，”他說，“你不會還嘴。你閉上嘴巴，聽從父母的命令。” 在史岱文森，他完全處於一個亞裔的圈子。但是到了威廉姆斯之後，朱慢慢地意識到奇怪的地方：當地的白人們似乎總是面帶微笑。“在這個地方，似乎人人都很友好。”他決心要開始微笑。“這是我必須通過努力練習才能學會的技能。”他說，“就好像你和人做成一筆生意，把錢交給對方，然後―――微笑。”他說他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還需要改進。“我正在努力改正18年的中國式教育。在威廉姆斯的4年有所幫助，但是還不夠。”他父親的遭遇讓他很在意。他父親是一位IT經理。“他是他的辦公室里最優秀的程序員，但是他的英語說得不太好，升職的時候他永遠被排擠。” 雖然朱的英語很流利，大學時他還是班上公認的詩人，但他依然擔心自己的行為方式可能使他遭遇和父親一樣的不公正待遇。“我猜，我想成為某方面特別擅長的人，那樣我在社交方面的缺陷將不再重要。”朱是一個聰明、勤勉、文憑無可挑剔的美國出生的年輕人。他對於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但他懷疑自己永遠無法像在威廉姆斯遇到的白人同學那樣覺得如魚得水。那種程度的自在，他說，―――“我認為距離我還有好幾代人。” （三）亞裔式家教是否影響了亞裔人種的民族性格？ 我們經常聽到人們這樣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從教育的最原始的形態和職能來看，這話的確是千真萬確的。父母的言傳身教，父母的人生觀，價值觀，接人待物的行為方式，等等，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塑造着孩子的心靈。比如在學校里，經常看到亞裔孩子普遍膽小怕事，缺乏領袖精神，這是否與家長在家教中很少鼓勵孩子創新出奇，勇敢承擔等良好品質有關呢？Wesley Yang在他的文章中，通過很多實例說明從小培養孩子的帶頭精神，對於他們未來跨入職場取得成功是極其有益的。 《紙老虎》文節選： 關於“竹天花板”問題，也許它源自亞裔的成長環境。正如普華永道（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執行經理珍妮弗・艾倫指出，要成為領袖，你必須要有追隨者。普華永道評價員工時，最初是依據他們完成工作的好壞。她說，“你必須是個能做事的人。”他們需要通過勤奮努力突出自己，在某個時候，他們變成“超級成就者”。但是，做領導需要不同的技能。讓你獲得今天地位的素質未必可以幫你達到下一個水平。《打破竹天花板》一書作者、多樣性顧問簡・玄說，成為領導需要個人主動，需要思考一個組織可以如何改進，需要編織人際網絡，自我推銷，自作主張。如果斷言亞裔不擅創造性思維或不願承擔風險，顯然是種族主義的觀點。但如果說一個在教育上向來注重死記硬背和填鴨式灌輸的群體，在整體上不可造就很多挑戰當權者或打破傳統慣例的人，那麼這只是對一種文化現象的觀察。 Sach Takayasu是IBM紐約市場營銷部升遷最快的成員。但是在7年前，她覺得自己的進展變慢了。“我超額完成任務，工作很長時間，但是這樣的努力卻無助於我向前進。”她說。就在這時，她參加了“亞太裔領導人教育”（LEA P）組織舉辦的研討會。LEA P分析了導致亞裔美國企業領導稀缺的複雜社會原因，設計了一套培訓課程，教導亞裔改變他們的行為方式，以更加適合美國白人的期望。參加培訓課程的亞裔們被不斷地保證，他們的核心價值觀不會被改變，同時還能學會新的技能。最終成為符合美國社會文化期望的有能力的領導。 在對微軟1500名亞裔美國雇員的演講中，LEA P總裁兼首席執行官J・D・H okoyam a擺明了亞裔在職場中的困境：“有時候，人們對於我們的看法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他們將這些偏見投射到我們所有人身上，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在做和我們有關係的決定時，他們依據自己的看法而非事實。最終，亞裔自己必須擔負起改變這些偏見的責任。這是最實際的做法，也是公正的。” 有志擔任領導角色的亞裔必須明白“價值、行為和看法之間的關係”。H okoyam a舉了個例子。有的亞洲人不喜歡在開會時發言。“那麼，假設我和你一起參加一個會議，我注意到，你從不說什麼。我問自己，‘嗯，我很好奇你為什麼不說點什麼。也許因為你不知道我們在談什麼。這是一個不發言的好理由。或者，也許因為你對談論的話題不感興趣。或者，也許你認為不屑於這樣的話題。’那麼我就會想，你從不在會上發言，那麼你要麼是個笨蛋，要麼不在乎，要麼太傲慢。但事實上，也許是因為在你成長的時候，你被教導說，當領導說話的時候，你應該怎麼做？傾聽。” 2006年，Takayasu參加了一周的LEA P培訓。在第一次做練習的時候，老師要求他們列舉所有典型的亞裔品質。學生們列舉了：維護家庭榮譽、孝順、自我克制。然後，老師要求大家列舉和領導人相關的品質，並指出，兩者之間重合的部分是多麼少。 一開始，Takayasu覺得自己和其他同學之間並沒有太多相似的地方。當列舉父母教導他們的亞洲價值觀時，“他們全都在說，‘努力學習’、‘成為醫生律師’諸如此類的。但我的父母不這樣。如果我學習太努力，他們反而會擔心。”Takayasu的童年在紐約和東京之間度過。她的父親是三菱公司的經理，她的母親是鋼琴家。她高度融入美國文化，英語流利，沉着自信。“但是隨着課程的深入，當我們從表面的東西，深入到更基本的價值觀，我開始發現，我的成長經歷其實是很亞洲化的。我父母總是說，‘不要創造問題。不要麻煩其他人。’多麼典型的亞洲觀念。這解釋了我為什麼不喜歡尋求他人的幫助。”然後，Takayasu意識到，她的行為其實也有一點低調。她願意接受困難的任務，而不會到處炫耀自己的功勞。她不願意鼓吹自己。Takayasu將她在LEAP學到的東西應用到工作中，現在她已經學會了自我鼓吹。“我的簡歷上記錄的那些我的團隊成就，它們非常令人矚目。” 法律教授兼作家蒂姆・吳在加拿大長大，母親是白人，父親是台灣人，他比其他人更近距離地目睹了亞裔和白人相互之間的不同看法。法學院畢業後，他幹了一段時間書記員的工作，他注意到，在年輕律師之間逐漸形成微妙的等級關係。“在很多律師事務所中，人們自動地就認為亞洲人特別擅長‘辛苦工作’”，也就是中文所說的‘苦力’。“有一種古怪的自我選擇現象，亞裔員工總是慢慢地開始承擔最艱苦最繁重的那部分工作。”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師總是擅長把自己描繪得高人一等，超越‘苦力’。“白人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直覺：給人一種印象，他們只願做真正重要的工作。他們是天生的四分衛。而亞洲人從小就受教育要避免這種傲慢。在搬到紐約後不久，有人告訴我，要成功，你必須了解什麼樣的規則是用來打破的。如果打破了錯誤的規則，就完蛋了。因此，最重要的是遵守所有的規則。但是，這樣一來，你就把自己困在底層。真正的訣竅在於懂得哪些規則對你不適合。” LEAP似乎擅長幫助那些亞裔學生認識到他們的文化和外表可能成為成功的障礙，但我不認為LEA P足以幫助傑弗遜・毛和丹尼爾・朱得到他們所期望的尊重和成功。問題的癥結也許埋藏得更深。解救方式也許在於改變更根本的行為方式。如果人生沒能教會你如何做一個橫行美國社會的阿爾法雄性？如果從未有人教你如何和白人打招呼才不會讓他們感到不安？如果雖然有這些缺陷，你已經不滿足於像勤懇的第一代移民一樣永遠被困在底層？或者說，你要如何改變18年的中國式教育？ （四）成功的亞裔後代預示着一種希望
當然成功的亞裔後代也不乏實例，作者在文章中例舉了很多。不是每個孩子都必須要爭着去做CEO，或者都能夠成為那樣的人物。但是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的一個群體，至少應該有一部分人有這樣的社會擔當，才會讓人覺得這還算是個令人感到希望的正常社會。這也是《紙老虎》一文給亞裔群體的一個有益的啟示吧。 《紙老虎》文節選： 當然，在我採訪的亞裔美國人中，很多是成功的藝術家、科學家；或是外表英俊擅長社交的領導；或是敢於冒險的企業家。有很多這樣的人―――難道還需要指出嗎？在道德上他們並不高於其他的亞裔，但他們總結出了一些有用的東西。 詹姆斯・洪一直沒有忘記IBM的面試者告訴他的“竹天花板”教訓，在惠普工作幾年後，他決定自己創業。最初幾次嘗試失敗了。最後他和人一起創辦了hotornot.com，最終以2000萬美元出售。 如果說“竹天花板”能夠被打破，可能和任何形式的行為融合沒有太多關係，更多要歸功於冒險者的出現，他們的成功使得亞裔不再必須屈從於別人的行為標準。冒險者早已出現。比如YouTube創始人史蒂夫・陳、《吉他英雄》系列遊戲創始人黃凱和查爾斯・黃。 再比如創造網絡鞋店Zappos.com的謝家華。2009年，亞馬遜以10億美元收購Zappos。謝家華身材矮小，很少說話，貌不驚人。在傳統美國公司，很難想象他會得到提升，但他證明了一個笨拙的亞裔小伙子也能成為令人敬畏的CEO和管理天才。 謝家華從不服從西方的行為標準，因為他一開始就奉行西方的冒險價值觀。小時候，早晨練習拉小提琴的時間，他會播放自己演奏的錄音矇混過關。在讀哈佛大學時他就開始經營比薩餅生意，他認為這段經歷比他在課堂上學到的任何東西更加寶貴。他直覺地知道現實世界對他有什麼要求，他知道，父母教給他的東西無法令他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 當然，並非一定要做硅谷精英才能打破“竹天花板”。你還可以像艾迪・黃一樣在紐約下東區開一家叫BaoH aus（刈包屋）的小餐廳，賣美味的豬肉包。黃在奧蘭多長大，母親是一位典型的虎媽，父親很嚴厲。他說“我還是小孩時，心理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避免被打屁股。”在學校，他慢慢被黑人同學吸引，他們和他一樣了解體罰式教育。他是學校橄欖球隊中個頭最小的，7年級時卻被教練選為最有價值球員。“我當過防守邊鋒和右後衛，因為我夠狠，夠下流。我當時的心態是，‘你必須接受我，否則看我怎麼收拾你。’” 20多歲時，黃的經歷很坎坷，一次次撞上“竹天花板”。大學時，《奧蘭多前哨報》請他為報紙寫體育稿件。但是，當他參觀報社辦公室時，編輯走進來，說，‘哦，不。’他的原話是：‘你長着這樣的面孔，是寫不來的。’”後來，在哥倫比亞電影學校，他寫了一個劇本，講的是一個賣熱狗的亞裔美國人執着於自己的小雞雞。“教編劇的老師說，‘我很喜歡你寫的東西，很有伍迪・艾倫（猶太裔美國喜劇作家兼導演）的風格。但是，你能不能考慮把主角改成猶太人？’”再後來，從卡多佐法學院畢業後，他去一家公司上班，其他同事經常對他說，“對於一個亞洲人來說，你的觀點可真多。” 最後，黃決定自己開一家餐廳。賣食品恰恰是他們父母希望兒子避免的命運，在他從律師事務所辭職後，他們有好幾個月沒有和他說話。但是，黃本能地感覺到他無法在他父母想要他加入的職場中獲得成功。“我已經意識到，在美國，食品行業是少數我們（亞裔）領先的領域之一，”他說，“年青一代吃中式快餐長大。他們也許不尊重其他的東西，但他們尊重我們的食物。” 他不願意為了被接受而改變自己，而是選擇了以自己的方式，用錢換來認可。“我學到的一件事情是，在美國一切和錢有關。如果你能把你的文化商業化，那麼你就是重要的，”他說，“我不認為任何人因為愛亞洲人而認同我說的東西或者支持我做的事。他們只是喜歡我的豬肉包，我不會扭曲這個事實。” 蔡美兒剛結束漫長而累人的巡迴售書活動回到耶魯大學。在一次電視採訪中，主持人提到，網上有評論者稱她為魔鬼。那時，她早已學會了在遭遇圍攻的情況下，要如何表達自己。“我並不認為中國父母更高明，”在亞裔學生聯盟的年度聚會上她這樣宣布，“我認為有很多成為好父母的方法。” 她和學生們的談話，關於《虎媽》一書的多數討論，都圍繞她自己身為母親的決定。但是同樣有趣的是他們的父母對她的教育。蔡堪稱是中國式強力教育的產物。《虎媽戰歌》中描寫了大量她的父母教給她的教訓―――任何一個LEA P學員都深有體會的教訓。她母親告訴她，“做人要謙遜、低調、簡單”。她的父親說：“不要抱怨或是找藉口。如果在學校遇到不公平的事情，那就加倍努力，使自己加倍優秀，以此來證明自己。” 在書中，蔡描繪了她對公司法的厭惡，在轉行搞學術研究前，她曾是一名律師。她寫道：“在律師事務所的整整3年，我覺得自己都像在演戲。”這個毛病的根源甚至早在她的學生時代就存在。“我並不像其他人一樣真正關心罪犯的權利，當教授點到我的名字，我就會僵住。提問和懷疑並非我的天性；我只是想把教授說的一切寫下來，記住。” 在耶魯亞裔學生聯盟聚會上，蔡談到她成年後的不如意和她成長時期的關係。“我的父母從不在餐桌上談論政治或者學術。”即使在不做律師，成為教授法律的老師之後，“我依然覺得失落，找不到激情。”最終，她靠寫書出名，並成為獲獎教師。但相比做律師，她同樣沒有準備好做法律老師。“成功花了我很長很長的時間，”她說，“經歷了很多很多的拒絕。她記得曾經為了一個職位做了大量研究，但她就是“無法應對面試，不知如何更好地展現自己。” 換句話說，《虎媽戰歌》提供了大量素材，恰恰可以反駁人們強加給這本書的意思。蔡的中國式教育幫助她進入了一個精英學校，但是並沒有教會她如何應對真實的世界。她並沒有試圖掩飾這一點。她曾解釋說，她寫了一本會“給自己定罪”的回憶錄。結果是一個矛盾混合體，部分挑釁，部分自我批評。西方讀者看過之後武斷認為蔡是亞裔代表。但是，《虎媽戰歌》是一本非常美國化的書，傳統中國人絕不會寫這樣的書。“即使你討厭這本書，”蔡說，“但有一點不可否認―――它絕不謙卑。” “槍打出頭鳥”是一句中國的諺語。日語中有對應的：“出頭的釘子要挨砸。”但相反的，西方諺語說，“吱吱叫的輪子有油加”。蔡講述了她的故事，被打擊了，但是她並沒有屈服。這種驕傲的反抗有它的好處。雖然她引發的關於亞洲式教育子女方式的爭論的價值值得商榷，我們依然需要更多這種有反抗精神的人；需要他們站到聚光燈下，製造一些聲音；需要他們敢於犯錯誤，成為企業家；需要他們停止固執地追求一紙文憑，停止認為一張紙能夠保障幸福的人生；需要他們敢於表達自己的個性，敢於讓自己變得更加有趣。 （五）結束語 作為第一代移民，面對嚴峻而冷酷的現實世界，我們能夠自由選擇的機會恐怕並不太多。我注意到，很多人在談論海不歸的理由時，為了孩子為了下一代，是一個很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理由。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格外關注第二代移民在所在國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況。 如果我們拋開所謂成功的人生不談，僅僅從孩子的成長經歷來看，他們是否能夠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地接受自己無可選擇的族裔？特別是當他們長大走向職場，是否會面臨任何顯形或隱形的種族偏見？他們能否有足夠強大的心理力量去面對因亞裔面孔所帶來的問題和挑戰？ 我知道我現在也無力回答這些問題。但這絕非杞人憂天，《紙老虎》一文也正好印證了我的許多想法。只是，從積極的人生態度去考慮問題，我們不好總是追問“我們這一代移民的意義到底在哪裡？”，而是要去不斷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2011 年 5 月 22 日 這裡是原文鏈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