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哥利博士（Dr. Armand Nicholi Jr）是哈佛醫學院和麻省全科醫院的精神病學臨床副教授，在哈佛醫學院任教已有28年，也是《哈佛精神病學指南》的編輯和作者之一。他在題為《在絕望的時代抵抗抑鬱》的文章中告訴我們在這個絕望的時代中對抗抑鬱症的資源在哪裡。下面摘要他的文章。

現今社會抑鬱症數字暴增至驚人的程度，1990年代美國共有1100萬人需要接受治療，每年有25萬人自殺，其中3萬人自殺成功，兒童和少年自殺的現象前所未有的蔓延。到2013年，美國有2500萬人有過抑鬱經歷，每年有超過3.8萬人自殺成功。

到底該怎樣解釋這種絕望情緒的飈升？何以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的社會經歷如此急劇颶升的低潮與絕望呢?

歷史家與社會學家已經告訴我們，在西方文化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屬靈資源像如今這樣貧乏，叫人無從支取力量。有人說我們的文化摒棄了屬靈的根，人生活在極度世俗的社會中，連一些門面裝飾的屬靈價值也不要了。年輕人覺得今日的文化無法告訴他們人生的目的、意義與歸宿；無法提供人生盼望的理由。後果是我們如今落在一個文化的危機里，活在所謂“絕望的時代”之中。常聞道我們如今陷在“屬靈真空”和“意義危機”的光景，究竟為何會造成這種文化世俗化的情況呢?

有兩個人對今日世代影響最深遠，他們是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兩個人把社會從原初重視道德與屬靈的價值觀轉變為物質世俗的價值觀。馬克思與弗洛伊德一方面給我們留下知識文化的遺產，同時也留下了無神論的世界觀和人生哲學，致使社會的道德和屬靈價值觀腐蝕解體。兩人都極力攻擊宗教信仰，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弗洛伊德則稱宗教是“集體強迫性神經症”。

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皆在倫敦去世。馬克思在他妻子及幾個兒女離世後不久相隨去世（他其中一個兒女死於自殺），死時65歲，當時家徒四壁。至於弗洛伊德，經過一殷長時間與癌病搏鬥後離開人世。兩人死時都對人生感到苦澀，不抱任何幻想，對人亦不存憐憫。弗洛伊德在1918年這樣寫道：整體而言，我在人類中尋不着任何良善好處，我所經驗的，大部分人都是廢物，不管他們公開歸附什麼道德教義，或根本什麼也不信，都沒有分別。兩人實際上沒有朋友。寫傳記的人都同意，馬克思除了恩格斯這位朋友之外，完全沒有親密朋友，他為人冰冷高傲、詭詐，且“充滿仇恨”。此外，人人都知道弗洛伊德跟自己每一個學生都以決裂收場，他們沒有一人與他真稱得上親近的。當我們讀到他們兩人人生的終結，怎樣走完一生的路，都會感受到那份極度的沮喪絕望。若我們用沮喪絕望來刻劃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兩人的生命，同樣，今日社會許多人的生命都是如此，且人數越來越多。

情緒抑鬱的特徵，亦可以看作是病因，首先就是今日許多人覺得自己理當成為怎樣的人，跟他們實際的景況之間存在着一條鴻溝，因此沮喪泄氣。其次，抑鬱的原因與失去有關：失去朋友、工作、摯愛的人，乃至關係或婚姻破裂等等。

基督信仰能否幫助人們對付這種衝擊？我認為可以。新約聖經尖銳地指出，神所要求我的，和我的本相相比，差距何止千里。當然，意識到這個鴻溝不應引致沮喪失望，反而叫我更覺得需要基督，因為基督是跨越鴻溝的橋。基督降臨的原因，正是要彌合這道鴻溝——神完美的標準與我的本相之間的鴻溝。屬靈的重生與救贖，亦不是根據人的善行，叫人“無可自誇”，乃在於基督為我所成就的。善行乃是重生的果子，絕不能倒過來說。

聖經清楚告訴我們神不單止要好人，他首先要新人，因為我們無論怎樣好，總有所不及。獲得新生以後，對於自己離理想和神標準之遙遠並非不再有感覺，反而更痛切地感受到。

不過，這卻不會引致自恨和沮喪，反而因着向神的委身，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內在的動力踏前一步，要成為在基督里有能力成為的人。一路上我的步伐時有差錯，常常跌到；但每次跌倒，我知道他總會饒恕，並給我機會和能力再次起步。就這樣，我的信仰幫助我面對因理想的我與現實的我之間存着鴻溝而產生的不安。神的饒恕與接納，使我更容易接納自己，也幫助我更願意接納別人。

另一個使人抑鬱的因素，與上述所提的有密切關係，就是覺得自己毫無價值，自我形象低落。即使最自大的人，若能窺探一下，就不難發現在他狂傲的臉孔底下，其實隱藏着更深的恐懼，怕自己不足和無能。大學生之中，那些成績表現最優異的，心底常埋藏着深深的恐懼，怕自己不及人聰明。

這種自覺一無是處的感覺，不管因何而來，最要緊的是知道該怎樣處理它。有人會被它弄得癱瘓一一逃避任何可能失敗的事，恐怕一旦失敗了，便印證自己內心的自我形象。有人會拼命努力，好推翻這感覺。又有人會將這份感覺投射在別人身上，去處理自己的自卑感。人常常傾向貶低別人，視他們一無是處或不及自己，尤其是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也許這一切不過是我們對自覺不足和自卑感覺的消極抵抗而已。

對上帝的信仰，是否有助於處理自覺無用的感覺？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對我而言，那起步點就是徹頭徹尾的認識到，就我與神關係這層面而言，若靠個人去提高自我價值，那是徒然枉力的。可是知道這一點卻不曾叫我絕望，因為我體會到我的價值不在乎我做了什麼，或我成就了什麼。聖經明言，我的價值全在於神已為我成就的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情緒抑鬱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絕望：覺得全無出路，情況只會走下坡，自己完全無助。有權威人士認為絕望與無助的感覺，是各種情緒抑鬱的主要症狀。

“盼望”一字在現今文化里甚少被使用，也許盼望與現今的科學觀念相違，很多書都提到信心與愛心，但很少談論盼望。曼寧格博士(Dr. Karl Menninger)說：“大英百科全書有許多篇幅提到愛與信，卻對盼望一字不提。在科學界圈子裡，人們一心要把盼望從思想觀念中排除……因為擔心憑空產生願望會影響客觀判斷。其實，所有科學都建基於盼望之上，甚至許多現代人把科學視為宗教……人是免不了會盼望的，即或是科學家，他能做的是盼望得更準確罷了。”

著名生理學家胡夫(Dr.Harold G. Wolf)說：“盼望就如信仰和人生目標一樣，有醫療的作用。這並不單單是一句信仰宣言，是經過精細科學實驗而得出的結論。”多年以來皆有跡象顯示，絕望往往是器官出毛病的前因。近年這些跡象引發不少實驗，記錄情緒抑鬱與絕望對健康帶來的傷害。

羅切斯特大學醫學院曾做過實驗，在手術前訪問了54個將接受開心手術(open-heartsurgery，心臟直視手術)的病人，其中有幾個病人被診斷出情緒極度抑鬱。手術後死亡的病人中，80%皆屬於情緒抑鬱這一組，他們是沒有盼望的病人。另一項研究中，在100個接受開心手術的病人當中，有12個在手術前被診斷為情緒極度抑鬱，結果那12人不是在手術後隨即死亡，便是在手術後短時間內死亡。這兩項實驗的結果完全跟心臟病的嚴重程度及手術因素無關。

過去三十年來，醫學文獻記錄了一項研究報告，證實醫生們一向相信的事實：要減低發病機會，盼望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可是，什麼是盼望呢？當然並不等於妄想，因為妄想並沒有實現的根據；盼望也不等於樂觀主義，因為樂觀主義往往是逃避現實。再者，根據《韋氏大詞典》，盼望也不等於期望，《韋氏大詞典》說期望表示有相當高的肯定性，也就是說，根據可見的跡象很明顯會實現。相反，新約聖經說：“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韋氏大詞典》定義盼望為相信，就是所渴望的可以實現；盼望則包含了信任和倚靠。

盼望既被解釋為相信、信任、倚靠，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相信誰？相信什麼？信任誰？信任什麼？人的盼望必須有根據有理由，盼望必須建基於現實。聖經可有提供盼望的因由？可有提供與絕望的感覺抗衡的資源？在新舊約聖經里，“盼望”一字先後出現了150次。聖經時常把盼望與愛和信並列。“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這樣的盼望到底有什麼憑據？是出於一廂情願？是基於冀望死後福樂的浪漫情懷？還是認為凡事終必順利如意的樂觀主義？當翻看新約聖經，我們讀到，“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里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根據我診斷病人的經驗和觀察，那些沒有信仰沒有盼望的人，可供他們支取的資源實在少之又少。

C.S.路易斯從前也是個無神論者。不過，他三十來歲的時候經過極大的理性懷疑掙扎，結果堅定地相信了基督。於是他用敏銳的頭腦和卓越的文筆寫了許多書，影響無數人，尤其是學院裡的知識分子。他在《卿卿如晤》裡寫到自己喪妻的經歷，她在他心裡值得上人世間的一切。這本書是一部精彩的紀錄，是精神病學者必讀的著作，因其中對哀悼傷痛過程的描述非常細緻清楚。他使你真正感受到那種憤怒、苦惱、孤單，還有恐懼、五臟翻騰、坐立不安——一切都變得乏味平淡，工作毫無樂趣。到最後，他懷疑神是否是一個殘忍無道的神？他到底是不是這個宇宙的施虐狂? 憂傷痛苦之中，他嘗試祈禱。雖然他迫切呼求，卻感到關門聲迎面而來，然後是上鎖、再從裡面反鎖的聲音。他覺得神離棄了他，一片完全的死寂。不久，他發覺自己在絕望中並沒有叩門，他試着要把門踢開。漸漸地、慢慢地，好像春天明朗的晨曦，滲着太陽的光和熱，他的信心開始支撐起他，給他更新的力量和安慰，以及他所描述的“說不出的喜樂”。這一回，他叩門，門開了，他重新經歷神的同在，他一切盼望的基石。

聖經有否應許我們不用再遭遇患難困苦？我想沒有。聖經清楚說明，世界因人違背神的律，已不再如當初創造的樣子，其中充滿了殘忍、苦難、戰事、疾病和死亡。但聖經也指出，我們至終有福音，有值得歡欣的理由，因為我們被賦予極豐富的屬靈資源，可以使人生成為勝利的一頁。這些資源其中重要的一樣，就是盼望。聖經明明白白的說：“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借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原刊於《我在哈佛遇見神》一書，摘自《境界》電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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