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自定 ——再论艾未未的行为艺术特点

两次在博文中提到艾青，艾未未父子，一个是文人诗人，一个是艺术家，也算是家传吧。但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相继相承。

人格，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过去说起来好像要求有某某品质，气质，文质，合起来才出一种特定的人格，其实，按我的比较形象的说法，人的社会就像一个大储架，上面有很多格子，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或者换一个角度，是社会要把你放在某一个格子里，而引发的种种矛盾。这两者的合成————就像马克思所定义的人性的说法，人性就是人类社会的总和————就是人格。与人性不一样，人格是个性的，是个性的表现与集合。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艾未未的行为艺术，它的前提与环境，它的发生与发展。

红色的家庭，与红色的社会不相容；红色的灵魂，与红色的背景相冲突。我相信，这是很多与他具有相同背景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走上反叛道路的起点。相信“人”，而不相信一种既定现实，相信“人的自我”，而不相信“人的异化”，是艺术以及思想的力量源泉。

在万维网上一方面有对艾未未被非法绑架的社会现象的关注，另一方面，有“海归海不归”的征文讨论，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究其原因，是海归，或者急于海归的人们，以经济的眼光在打量中国，而海不归客，则以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自己现身的社会处境，其中的对比反差来确定自己的去留。大家似乎都没有看到艾未未的实际遭遇与自己，以及自己的前途，有任何关系。

因为，海归们不认为自己会像艾未未那样“出格”，而海不归们，即使原来有心“出格”，但身已在格外，所以格内的事体都随浮云流水，任他而去。

人格，说到底，是某个个人的人格。

红色贵族后代的反叛，一如王朝贵族后代的反叛。十二月党人案，是王朝贵族内部的矛盾，但是更根本的是，社会在要求发展进步。王朝贵族后代原本是现行政治制度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不起来反叛，可能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极大化。但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会认为现行制度首先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极小化，所以，即使有小饼内的极大化，他们还是要反对首先实行整体极小化的社会结构。

我不知道有多少现代太子党能有相仿的社会意识，不会是绝无仅有，也不会是车载斗量。但是，这种意识到潜力在于，一旦有此反思，他们的动力不可估量。因为他们的人格决定。

对比一个农民的儿子，就比如毛泽东，和一个贵族的儿子，比如艾未未。他们脑海中的理想社会，必然是天壤之别。毛一旦九五至尊，黄袍加身，他有没有想过社会的再发展，再进步？你知我知历史知，那利益已经极大化的终身制，除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封闭了他的一切曾经可能的灵感。

艾未未不做任何作为，红色政权也不会亏待他，一如其他红朝子弟。可他对自己的人格不能降低。他应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但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与社会同等，与社会的所有成员同等，所以他不能容忍有人骑在脖子上XX。

这种自我觉悟的人格，在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来说，往往是后天的，是通过学习得到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不负有义务教育你通晓它。艾未未--当然也可能是后天所获，但一旦觉悟，它来得那么执着，是别人无法相比的。而没有觉悟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格调。更不可能有“偏向虎山行”的勇气。

你可以说，是红朝惯坏了他。但是红朝不承认惯坏，它会像沙皇惩治十二月党人一样地惩治自己的反叛子弟。

在反叛与惩治的交汇中，人格得到发扬——我们都看见，一个具体的人格在挺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