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自定 ——再論艾未未的行為藝術特點

兩次在博文中提到艾青，艾未未父子，一個是文人詩人，一個是藝術家，也算是家傳吧。但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相繼相承。

人格，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法。過去說起來好像要求有某某品質，氣質，文質，合起來才出一種特定的人格，其實，按我的比較形象的說法，人的社會就像一個大儲架，上面有很多格子，看你把自己放在什麼地方。或者換一個角度，是社會要把你放在某一個格子裡，而引發的種種矛盾。這兩者的合成————就像馬克思所定義的人性的說法，人性就是人類社會的總和————就是人格。與人性不一樣，人格是個性的，是個性的表現與集合。

我是從這個角度來考察艾未未的行為藝術，它的前提與環境，它的發生與發展。

紅色的家庭，與紅色的社會不相容；紅色的靈魂，與紅色的背景相衝突。我相信，這是很多與他具有相同背景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走上反叛道路的起點。相信“人”，而不相信一種既定現實，相信“人的自我”，而不相信“人的異化”，是藝術以及思想的力量源泉。

在萬維網上一方面有對艾未未被非法綁架的社會現象的關注，另一方面，有“海歸海不歸”的徵文討論，都在熱火朝天地進行，二者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究其原因，是海歸，或者急於海歸的人們，以經濟的眼光在打量中國，而海不歸客，則以中國的政治環境，以及自己現身的社會處境，其中的對比反差來確定自己的去留。大家似乎都沒有看到艾未未的實際遭遇與自己，以及自己的前途，有任何關係。

因為，海歸們不認為自己會像艾未未那樣“出格”，而海不歸們，即使原來有心“出格”，但身已在格外，所以格內的事體都隨浮雲流水，任他而去。

人格，說到底，是某個個人的人格。

紅色貴族後代的反叛，一如王朝貴族後代的反叛。十二月黨人案，是王朝貴族內部的矛盾，但是更根本的是，社會在要求發展進步。王朝貴族後代原本是現行政治制度的既得利益獲得者，不起來反叛，可能符合他們的既得利益的極大化。但是，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會認為現行制度首先是社會整體利益的極小化，所以，即使有小餅內的極大化，他們還是要反對首先實行整體極小化的社會結構。

我不知道有多少現代太子黨能有相仿的社會意識，不會是絕無僅有，也不會是車載斗量。但是，這種意識到潛力在於，一旦有此反思，他們的動力不可估量。因為他們的人格決定。

對比一個農民的兒子，就比如毛澤東，和一個貴族的兒子，比如艾未未。他們腦海中的理想社會，必然是天壤之別。毛一旦九五至尊，黃袍加身，他有沒有想過社會的再發展，再進步？你知我知歷史知，那利益已經極大化的終身制，除了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封閉了他的一切曾經可能的靈感。

艾未未不做任何作為，紅色政權也不會虧待他，一如其他紅朝子弟。可他對自己的人格不能降低。他應該是一個特立獨行的藝術家，但他首先應該是一個社會公民。社會的公民，與社會同等，與社會的所有成員同等，所以他不能容忍有人騎在脖子上XX。

這種自我覺悟的人格，在其他社會階層的人來說，往往是後天的，是通過學習得到的。因為中國的社會不負有義務教育你通曉它。艾未未--當然也可能是後天所獲，但一旦覺悟，它來得那麼執着，是別人無法相比的。而沒有覺悟的人們，根本不可能有這麼高的格調。更不可能有“偏向虎山行”的勇氣。

你可以說，是紅朝慣壞了他。但是紅朝不承認慣壞，它會像沙皇懲治十二月黨人一樣地懲治自己的反叛子弟。

在反叛與懲治的交匯中，人格得到發揚——我們都看見，一個具體的人格在挺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