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得之间 ——思维问题重新提起

前面刚刚提出问题，（见《中国需要什麽样的思维？》）马上就意识到提法的错误。

这种提法似有前例。应该是一个世纪以前，五四时代的青年提出问题，发出吼声的提法和态度。那时候同一问题的结果是，有人寻找马列主义，有人追随无政府主义，有人要念经，有人要复孔，忙得不亦乐乎。

为什厶能把一个世纪以前的旧问题重新提出，我觉得首先要深刻自我反省。

提出问题的角度，反映的是对现实的基本评估。我提出问题，反映了我的基本认识，即——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思维。为什厶？因为从这一百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思维，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基本主线，对社会生活的极大的，几乎是决定性的定格作用。

由此，我们的思维被引导，形成这样的想法：好的先进的社会，有赖于好的先进的的思维以及思维方式，不好的则相反。所以，我们会觉得“德”先生，“赛”先生怎厶不光顾中华，而偏惠夷狄。

为了弥补落後数百年的损失，抄近路，我们选择了比“德”先生还德，比“赛”先生还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百年都看到了，马列主义也不尽灵光。

于是我们再次提问。——是不是一个问题的第二次提出，属于绝对的悲剧，出于绝对的悲情，源于绝对的绝望？

绝对的绝望，也就是希望，希望所在。

如果说，第一次提出时，我们就像一个捡破烂的，是个玩意我们都会中意上眼，那么，第二次提出时，我们就应该像一个清洁工，是破烂的，全把它扔掉。

这一说法的基本思想，是辩证法。

其实，如果第一次就如此立论，中国会好过得多。依我所见，一切systems，establishment，institution，一旦established，就受到辩证法的诅咒，因为这些既定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维方式，会像紧箍咒一样地反过来约束那些建立和信仰他们的人。

孔孟之道，伟大不伟大？伟大。反动不反动？反动。为什厶？先後的区别。马列主义，我肯定它，也扬弃它，也是一样。

从中国的实例看，一百年前，有一个人是清醒的。那就是胡适先生。他的至理名言是：“少谈点主义，多想点问题”。可只是在一百年的多灾多难以後，我们才理解他的见地。悲剧在于，一切主义，都已经是辩证法的弃儿，只有国人才觉得他们新鲜可爱。

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不需要哪些旧的既定思维？”

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在于，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一种思维放弃对农业的钳制，中国的农民，就不再饥饿；同一种思维，放弃对工业的管理，我们的年度钢产量，就可以突飞猛进；同一种思维，放弃八个样板戏的指导地位，我们的文艺才复活过来。

我们是不是还有“放弃”的余地，复活的前景，突飞猛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