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六）

时习而习不时

“时习而习不时”，是什么意思呢？

时代给了习近平一切机会，而习近平却反时代之道而逆行。

最近看到习近平有关的两件事，很说明问题。一是拾荒者淘出习近平1972作为知青的交售谷物的粮站记录，二是作为中共权力集大成者的最新讲话。

根据习近平的简历，他在农村插队共七年，可不算短，可根据1972年底的交售谷物的粮站记录，他并没有踏踏实实地务农。

随同新闻的报道如此解释这些历史文件：

......粮站收购单显示，习近平交粮的年份为1972年、1973年，记者查阅《延川县志》，年、年延川县每年都会遇到春旱和夏旱，那两年，还是延川县夏旱比较严重的年份。能从本就不多的粮食节省下来几十斤，再到粮站换些粮票和零用钱，尤为不易。

这种解读让人以为，一，习近平从本来就不充裕的口粮中节省下来几十斤，尤其是72年整个陕北遭受大荒的艰难时刻，二，中国的粮站轻易可以允许农民用谷物换些粮票和零用钱。这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不可能随便去粮站换取粮票。在中国一贯的“统购统销”政策指导下，谷物是作为“公粮”和“购粮”两类由粮站向农民收集，农民对自己的生产所得没有控制权。农民的粮食，属于自产自用，国家不负担农民的最低生活定量，也没有义务提供粮票。只有一种情况下，农民（含知青）可以以谷物兑换粮票，即当事人必须离开生产队，又不方便携带谷物作为口粮。持公社的书面证明，当地粮站才会接受兑换业务。

1972年底73年初，习近平出售谷物及油料作物，目的很明显是换实物为粮票和油票。这肯定不是生活结余，而是说明他要离开生产队（回城）一到两个月。

农闲回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正好说明他当时（1972年底73年初）只是一般的知识青年。

可实际上，他又不是一般的知识青年，就跟他现在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干部一样。他的特殊的家世，最终还是使他脱离了“一般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轨迹，回归了既得利益阶级的大框架。所以我们必须给现在时兴的“知青掌权”的说法打一折扣。

这一折扣，很明显地被他最新讲话所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