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俑与作伥

    ——纸老虎終难成正果

愷鄢

此题出于两成语，无非是“始作俑者”与“为虎作伥”。细考“作俑伥”此三字，竟全是人字旁，那麼也就是全与“人”有关。

什么是“作”，自然是“有所作为”的意思。可是，如果我们用比较时髦的语言，就叫做“人在作，天在看”。天看不看，没人知晓，但是，历史在记录，后人自有千古评述，任谁也难逃月旦功罪。

阳历九月九，中国正在“温吞”纪念一个历史人物的弃世周年：在这一天时独占之机，尽管他的遗体占据了京城中轴线的地利，高规格地唯一地“示众”，可惜他的圣像——在同一中轴线上，恐怕永远达不到那可望不可即的“人和”。

他的传世徒孫们，对他们的祖师爷，噤声懦舌，既不敢贬，也无从褒，干脆恭行注目礼，挨过这难过的一日。

依现行官方意志表现来看，他的“正果”地位，还在两难。据民间观察，这种“非褒即貶”的明顯與尴尬，拖以时日，不啻官方的更大难题。

（一） 始作俑

作俑与作伥，如上所述，都从“人”部，当然都是我们的“人文”课题。考“作俑”一词，出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俑，不是人，卻是人的代用品。用来做什么？殉葬。诸位看官可见，这是一个十分“人文”的字眼，介于活人与死人之间，也介于真人与假人之间。

从历史的观点看，以俑殉葬，是“人和”，也是人文，即人類文明的一大步——它不再用活人，奴隶，殉葬：给了生命一个机会，重生或者新生。

那么，什么叫“其無後乎？”仔細探讨它的原意，大概要与通常的解释多有出入。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动因，主要应该在经济，或者说，管理成本上，寻找原因。

奴隶，被关起来，就是纯消费者，但是，叫他去干活，他就变成生产者，如果他能证明他的生产产出大于消费，这个奴隶就给自己创造了生存的必要。

始作俑者，要在“礼”和“利”中选择，二者取一，取舍两难。而俑是二者兼得的替代，既救了活人，又对得起死人，何乐而不为？

始作俑者，虽然在旧礼数上确有“失敬”之嫌，但他的具有新意的“蒙混过关”，开辟了历史的新方向，不是持续下来了吗？——孔子如是問。是的，“不是持续下来了吗？”这才应该是“其無後乎？”的对等今译。

一個字，从“人”而用，是“佣”；从“人”而代用，则是“俑”——用假人换下真人去殉葬，胜造七级浮屠。至少我们可见，俑一直持续下来沿用到秦始皇的兵马俑。

（二）无后

无论是繁体的还是简体的“后”，都没有“人”字旁，无从拘泥“人文”，但是，古往今来，大多数的文人骚客，多以人文視角超度。

“后”，解以人文，就变成了“后代”。你看，“代”是货真价实的“人文”，从“人”。

“无后”是极大的人文话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能用“Selfish Gene”来解释。

“无后”，换成“恶毒攻击”的字眼，就变成“断子绝孙”，是顶级的诅咒。也是反人文的极端。

反人文的顶级的诅咒，必是为了绝恶的反人文行为，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作俑”要被认为是这样的行为？

是人文的千古疑难，还是古汉语的千古疑难？是“后续”还是“后代”？

让我们返回《孟子》，梁惠王上，考察上下文的取向。其原文是：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在孟子看来，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就是“为民父母行政”的反人文行为。他说，孔子提到殉葬时的俑之所以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就是因为俑“象人而用之也”，（替本来应该去死的人去殉葬），同样的道理，怎么能让人民饥饿而致死亡呢？

很明显，孟子认为孔子是在称赞俑的“用之”——这两个字是人文和文法的双重证据，因为俑“被用作人”而替下了人民的生命——因生命崇高而随之崇高。所以，从“作俑”看，是人文范畴，而从“无后”看，是非人文范畴，才能得出符合逻辑，同時也符合孔子与孟子两位人文始祖的原意的解释和今译。

（三） 无后的自谶

在中共中央的某次会议上，当时的主席激动地说，“‘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

他引了孔子的這段話，并接受了对“无后”的全人文的解释，他憤恨自己的「無後」，把一腔怨气全都发在作為当时斗争对象的彭德怀身上，因为他認為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时期没有照顾好他的儿子，使毛岸英戰死、導致他的「無後」。

其实，他说的“无后”，还只是人文意义上的无后。到他薨毙之后，他“开创”的事业，才開始顯露出他是真正的“无后”。

中国共产党现行的“有毛”的“去毛化”才真正地断了他的“龙脉”。

（四） 始作俑

在毛的全人文解释中，作俑是属于作恶造孽的反人文行为。他發出"无后"的自谶时，不无得意地把自己放在“始作俑者”的地位。

毛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针对彭德怀所说的“在延安骂娘四十天”的矛盾开端。意思是说，因为我在延安斗争了你，你就故意让我“后继无人”。这其实是毫无根据地血口喷人，把儿子之死的根子，栽在彭德怀身上。

怎麼说來，毛把党内的政治斗争，与党员或者党的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指责，转化到个人恩怨——很人文的感情色彩，而且，他不吝自认“作孽之首恶”——既然党内政治不过是搅作一团的胡搅蛮缠作恶造孽。

我们要说，这着实只是自我评价膨胀——他绝对不是“始作俑者”——他只是一个“作伥”者。

（五） 作伥

要说作伥，就必须指出“虎”的所在。

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脆弱的最后的一点自尊被东邻的小日本打得粉碎，于是中国开始了从“讳疾忌医”到“病篤乱投医”的“西化”阶段。

要说毛是作伥，要把中國誘入虎口，那麼，那个虎，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具體的人物就是斯大林。

若果说作伥也还可以再细分出“始作俑者”，那么，孙中山必当无疑。他的接班人蒋介石打着红旗，半途反水，停止为俄作伥。

为虎作伥的“历史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最为具体的为虎作伥之峰，就是用中国军人的生命为斯大林在朝鮮戰場火中取栗，勉强支撑岌岌可危的金家小王朝——作真正的伥和做出次级小伥。

（六） 作俑成真

真正反人文反人类的作俑，即遭到诅咒的“作俑”，是作俑成真，也就是说，把活人做成死人，平白断送人民宝贵生命——毛在这方面，不愧为大师级人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国际级的混世魔王希特勒和斯大林。

上文中所引的孟子原文，“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对于执政的统治者来说，无异于放纵野兽吃人。而在毛的骗取无数偏听轻信的人们的所谓“理想政治”，“理想境界”中，其最高阶段就是“人相食”。

三千多万中国人，在他的“三面红旗”指引下，变成他的“作俑杰作”，“跑步进入社会地狱”。

可怜一世雄杰秦始皇，无论在坑儒，还是在作俑方面，都只能对毛始皇甘拜下风。

（七） 纸虎骗局

当前人们大概只知道“周老虎”的骗局，而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的“毛老虎”骗局。

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红军是丢盔卸甲，流离失所，万里投靠，而张国焘则持兵自重，以逸待勞，自称“正确路线”，要夺取党中央的领导权，和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毛無勝算，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先行北上，出了草地。可是，四方面军最后走投无路，也来一起“打抽风”。毛再一次感到威胁，可又无路可遁，情急万分。

恰好，林彪的堂兄打从苏联回国，毛一伙便指使林育（毓）英,（曾用名“张浩”），在向中國党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時，假传圣旨，造謠說斯大林已经认定毛的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给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绘出一付“毛老虎”假图，解除了他們的精神武裝。

众多伥中，作伥的终极目的是为虎，如今虎符已下，恰似一锤敲定。张国焘和四方面军诸将，一下子傻了眼，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乖乖地尊毛为酋。

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执拂、守灵、抬棺送葬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林彪的堂兄“张浩”。 其中说不出，说不清的究竟，就在于这一出“纸面老虎”的骗局。

什么叫自欺欺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和整体，在騙過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之後，竟然都下意识地甚至是潜意识地以为斯大林真有这么一纸通令，御定中国伥酋，於是他们硬把原来的纸老虎，包成了布老虎。

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西路军的全军覆没，张国焘的个人出走——不仅仅是个人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最重大的煮豆燃萁式的不直接的火并一场。

（八） 斯人迹去

斯大林并没有中国众多伥中的下意识地甚至是潜意識的自欺。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对毛的丝毫信任——他從根本上就不认为毛是共产主义者。他钦差王明回国，就是要树立王明，伺机取而代之。

怎样可以不战而屈王明？不战而驅王明？作俑。

于是，新四军军部以下，都落成不白冤鬼。王明无功而返，斯大林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

四九年后，毛赴苏认祖归宗，斯大林并不情愿为他的中国皇权背书，即使毛献媚高呼：“亲爱父亲斯大林万寿无疆”。

其后，毛的出兵朝鲜的积极态度，即使不惜与全体政治局对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毛不惮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打击政敌，即使其中的外國並不是任何帝國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國家，而是“老子黨”的社會主義大本營，這只能说明他一生都没把自己当作正牌老虎，他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圈外，他只是一只纸老虎。

斯大林身后，毛陷入双重困惑。一是不再担心斯大林的举足重轻的不信任票。二则是原先在下意识中存在的斯大林的“虎符”也到了失效期。

他更加在乎党内的反对意见，尤其当他的“三面红旗”全面失败，他把中國和全党又一次引入绝地。

（九） 归宗真虎

毛决定出兵朝鲜，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战略考虑，而是因为他的纸虎符的政治考量。可是一旦听到一次战役和二次战役的捷报，纸老虎的帽子就被抛给了美国人和美国兵。毛的心目中，战争大跃进的宏图已经展开。

那就是，優化和平年月的军队训练问题——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提出，利用抗美援朝的有利战机，把国内的二三流部队，拉上前线“练手”。

哪承想，朝鲜战局，正在旦夕间剧变：中国人换上弱兵，以为用既定战术，就可以百战百胜美國少爺兵。而另一方面，美国軍方渐渐总结出中国人的招式特点。相應之下，他们采取了新招：既然中国人好打夜战运动战，美国人就把自己的运动定在夜间——一旦与志愿军接触，马上退避三舍，不给你夜战与穿插的机会。如此这般，退过三七二十一舍，料到志愿军已经人疲粮绝，美军方才大规模反击——这叫“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能有不胜之理？这大概才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直到志愿军的师级部队被整建制消灭，纸老虎才知道，什么叫“真老虎”。

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生命的尽头，他把自己的一生，人生哲學和名譽，統統押在帝国主义“纸老虎”身上，死心塌地地投靠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而掉头不顾地背弃了他借以起家的“共产主义阵营”——十几年后的苏东波，不但印证了他的远瞻，而且有他的一半贡献。

（十） 正果无期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总统握手言欢，共商抗苏战略，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是走在The End of History之先的金盆洗手弃暗投明。

一个鼓吹并准备领导“第三世界”的领袖人物，放弃了他的第三世界盟友，转身側盟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并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大跃进还是大跃退？

在他大幅度的Flip and Flop中，哪一方会赋予他任何“正果”？甚至第三世界第三方也只能瞠目结舌。

这是国际范畴的表演，国内又如何？

据他自己总结，他一生辦有两件大事：打败国民党，文化大革命。可用他引用的典故：“靡不有始，鲜克有终”来评价，那只能是他遗留下来的两栋“烂尾楼”。

即使是他弃世的四十年后，那个他亲手缔造的党，仍然拒绝赋他一个“正果”。

有没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原因？如果有的话，就得又回到我们的“人文”话题。

当刘少奇对他提起“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即使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至少也一定有難辭其咎的愧意。毛鄙视地瞥了他一眼，说了句：“你撑不住了？”按毛的道理和常規，只要坚定地撑住，拒不认错，形势就会逐漸反转，就不会有人落井下石，把“人相食”的局部现象提上议事日程，指责党的方针的失败。

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讲台上，他说，中国人民可以用三亿人口的牺牲，诱发并承受帝国主义核战争的打击，以此换取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他的提议，不但没有得到其他党的热烈欢迎，而且使他获得“战争狂人”的称号。

政治家可以忽视或者蔑视人民的生命，只追逐自己的政治目标和胜利。但是，正如我們的孔子與孟子先師們所指出的人文意識所推崇，如果政治家的政治图谱中没有人民的生命的砝码，其政治实质只能是彻头彻尾的个人风头主义。由此更可以看到个人崇拜，个人皇权主义的綽約風姿。

其實，我們的政治家唯一可以抱怨的是他“生不當時，死亦不當時”——照他的志向和才幹，在秦始皇时代，这些都可给吾皇带来“正果”，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纪，那都只能是他的“邪果”，人民的“恶果”——只因为世界人文潮流，浩浩荡荡，逆之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