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有案可查，我在师孔站台 里指出：把孔子的铜像放在天安门广场，“说得好听点儿，是孔子站台，说得难听点儿，叫做孔夫子当街拉客。”因为孔子虽然说是中国的文化名人，可中国却远远不是一个文化国家。我自然要质问：“孔子，作为万世师表，还有多少剩余价值？或者反过来问：立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可以放弃批孔，进而反过来与他‘和谐’交欢？”

当然，该文的结论归结成一个问题“但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不再是唯一或者主导的，它不但要自作多情地向孔夫子飘来媚眼，而且不得不容忍这一新时代的雄性二奶的突兀出现。 而孔夫子对他，则是一脸正气地‘非礼勿视’——虽然只是在天安门广场的边缘，但是谁能知道哪个能站到最后？”

查该文的登录日期是2011年1月31日 。还不满三个月，答案就出来了。社会主义文化生活的优点，就在于意识形态简单化，来时一阵风，去时不留踪。不过还好，孔夫子年纪大了，行走不方便，最多也就是从当街的显著位置退缩到博物馆的内部地带。

可怜孔夫子，再次“靠边站”，不会太伤心吧？老人家见的市面多了，不会感觉冲击太大的。以前的周游列国时无食困陈蔡，文化大革命中再踏上一只脚，都是经过的风雨，见过的阵仗，比这厉害多了。

可这短暂的一阵新“折腾”——九点五米高，几十吨重的铜像，来回废立，不叫折腾叫什么？——不仅回答了我的表明的也是现实的问题：“哪个能站到最后？”也同时回答了具有核心意义的政治问题：“立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可以放弃批孔，进而反过来与他‘和谐’交欢？”

多元文化，以至于多元政治，又一次与中国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