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杀——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原始动力 从“嗜杀”到“倦杀”,是人类文明的曙光。 在这点上,以前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得不到。到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干脆颠倒了因果。 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点缺乏它的辩证灵魂,机械地认为,是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剩余的食物等,避免了原始部落对战俘的处死,促使了奴隶劳动的成型。 如果要反问:“从何而来生产力的发展”?莫名其妙。很难想象,像鲁宾孙在孤岛上碰见的星期五家族,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脱离食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能力。而吃人,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就是在消耗——而且是断送再生能力的消耗——现有生产力。 是不是有历史性的善,在冥冥中左右着人类的进化?恶有恶报,就是说,恶唯一的回报只能是恶。而由从“嗜杀”反转而来的“倦杀”,保留了生命的同时,中止了断送再生能力的生产力消耗。然后,才有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说,辩证容易引起“鸡蛋孰先”的迷惘,但是,没有文明在人的心中的着床,就不会有文明的起点。 然后,自然而来的问题是谁先“倦杀”?无疑,又是胜利者,因为失败者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地步,除了投降,被杀是唯一出路。从这点讲,文明是胜利者的文明。 同样,堕落,是胜利者的堕落;落后,是胜利者的落后。然后,才有资格自我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胜利者面对善恶的双重命运的抉择,选择善,就是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制;而选择恶,只能固步自封,自掘坟墓。因为后者选择的是恶恶相报,必定报归自身。你不觉得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的历史怪圈的障目所在? 举一个例子,在100年前,中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共和国的胜利者们,在善恶的抉择中,屡屡地选择了恶,在中国又行使了这百年独裁统治。再比如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大陆的胜利者和退去台湾的失败者,善恶不同的解决途径和结果——集中地表现于“嗜杀”与“倦杀”的对比,可以为我的博题佐助。 “杀”的恶,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生死——即使你念的是“发展生产力”的外来真经。 我还能对胜利者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