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士耿松

在阿庆先生的博客栏中《吕耿松: 我是民主战士,将为中国民主自由战斗到底》读到：
8月23日早上9点左右，浙江杭州自由作家吕耿松重获自由，从杭州市西郊监狱回到家中。今天当局如临大敌，在监狱和他家外面都有大批警察和便衣戒备。出狱前一天，杭州当局对当地异议人士采取全面监控，他们均受到警告不许去监狱迎接。
 
我有如下留言：

 如临大敌——应该说，不是“如临大敌”而是“面临巨敌”。因为专制的敌人就是这样自由思维。而耿耿如铝的吕耿松先生，就是在铁幕后坚持自由思维的青松，因而他就是专制政治的大敌，巨敌。
无耻谎言的“和谐政治”就是河蟹政治，为什么不与自由思维和谐相处？
我敬佩所有体制内的自由思维者，因为这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社会能不被窒息的唯一透窗。而吕先生尤其地难能可贵，因为他有双重“体制内”的背景，不但是国家干部，而且是国家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但他的自由思维，不被体制的既得利益所诱惑所蛊迷，反而突破体制思想桎梏，深入探讨中国维权、法制和腐败等问题，一直到不为体制所容，被体制视为死敌。
有人说专制的重大好处是高速发展，所以他们不但容忍而且放任专制政治的国家暴力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他们不理解，社会的发展，是以个人的自由，尤其是个人自由思维为前提的。
所谓的“中学为体”的旧阵营顽固派，只看“西学为用”的浅薄实用观，就如同一个富人说，我只要copy邻居的最高一层楼房。技术是可以copy的，但是没有自由思维的窒息社会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新生因素。想想看，如果“中学”在两千年的不受外界干扰的发展中，有自由的思维和自由的发展，还会需要跟在人家后面去孜孜不倦地copy吗？
中国的前途，只能寄托在于吕先生这样的耿直不屈的人士肩上。 

我不想专门去讨论专制与发展的关系，但我又明明看到，中国人的现状，就像一个人看到别人吃三个面包才饱，他就说，我光要order那第三个面包，那前两个都不足以吃饱。

西方的二十世纪的先进，不但有早先希腊罗马的先哲的第一个面包，还有文化复兴的第二个面包，才到达科学技术的全面蓬勃发展。其打破中世纪黑暗的唯一利器，就是自由思维。哪一个进步不是自由思维的结果？
中国人的“西学为用”与我们所讲的“买椟还珠”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我也看到“和谐”社会的好处，像吕耿松这样的专制死敌，已经不再被国家机器明目张胆第肉体消灭，不再在天安门广场被集团屠杀。

我真地感到“好和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