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近而求远——胡适逝55祭
恺鄢
“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思想言论领域,为树一面“毛旗”,先后砍去两面“胡旗”——胡适和胡风——思想运动的规模与涉及,可以说是国人的第一次“风吹帽”,深刻地领略到“红色”政权的思想“霸道”之风。
批判两胡,等于拔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根基。因为它等同于同时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胡适与鲁迅,而胡风只是后者的后人——新文化比起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新颖,但是其根基却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中国大地马上要开展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统治格格不入。如果说1966年才有名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实际上的无产阶级文化专制,早在其十几年前就侵淫渐入了。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识源流,可以大略分为两支。因为其新,必须从外界引入,所以这里,源决定了流。其中一支,自然是引自日本。当年的留日学生,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数量和影响无疑都是第一位。
这与日本与中国只是一衣带水的地域位置不无关系,也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基底几乎同源,人文几乎同文同种,都有极其密切的渊源。日本人在“师夷”方面,更走在中国人之前,给中国提供了就近“师师夷”或者“师夷夷”的转接站,这就是我们的“留东洋”。
而另外一支,则师的是正统的“夷”,西方,西方的文化与文明,原本的原汁原味。由于美国返回的“庚子赔款”的现成资源,穿越太平洋的“留西洋”之洋流,又比取向欧洲的势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舍近而求远”。
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二者提出代表人物,那么我们不妨说,鲁迅是“留东洋”的文化领军,而胡适则是“留西洋”的思想大牌。
我们可不可以问:为什么要单独提出“胡适思想批判”?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说,鲁迅的文化锋芒,在于“国民性批判”,为大家烙上“民族劣根性”,让大家看出字里行间的“吃人”?这些种种,都可以总结为“回头望”——如果不是站在更广义的历史角度,他的批判是无法反向批判的。
而胡适,给中国开了另一叶窗口——他的新文化,是文化权的更新——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把文化,把文明,回归全民族;而他的思想,是从西方学到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西方的文化与文明发达的人文核心与根本。他在“向前看”。
中国新文化的“破旧”与“立新”,就在这里前后呼应而对立而统一,可以说是“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对立统一。
而无产阶级文化同样的“破旧”而异样的“立新”,于是,鲁迅适近而流(长)远,胡适则求迅终不达。
远,西洋与中学,实际上太远,即使我们假借东洋的阶梯,也是一下子无法接受。
那么,同样是“西学”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在中国“欲速则达”?
我们的推理是,马克思主义“最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者说“最适合”中国人的“民族性”——不用批判,就可以立新——这样的“新”,有什么理由可以,或者必须,拒绝?
说到这里,我们就清晰地看出,祭胡的意义:55年来,中国人在“最近”的俄国——甚至不必一衣带水——取得的“近经”,虽然比起“远水不解近渴”的“西天之经”确有救急之功,可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求远,不只是“九九八十一难”经路之远,还有超越“改天换地”的使整个民族“凤凰涅磐”的重生之远——我们能不能像胡适先生当年一样的“舍近而求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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