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近而求遠——胡適逝55祭

愷鄢

“新中國”成立後，在意識形態思想言論領域，為樹一面“毛旗”，先後砍去兩面“胡旗”——胡適和胡風——思想運動的規模與涉及，可以說是國人的第一次“風吹帽”，深刻地領略到“紅色”政權的思想“霸道”之風。

批判兩胡，等於拔除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根基。因為它等同於同時批判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旗手：胡適與魯迅，而胡風只是後者的後人——新文化比起中國傳統文化固然新穎，但是其根基卻仍然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中國大地馬上要開展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統治格格不入。如果說1966年才有名義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麼，實際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專制，早在其十幾年前就侵淫漸入了。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意識源流，可以大略分為兩支。因為其新，必須從外界引入，所以這裡，源決定了流。其中一支，自然是引自日本。當年的留日學生，無論是官費還是自費，數量和影響無疑都是第一位。

這與日本與中國只是一衣帶水的地域位置不無關係，也與中日兩國的文化基底幾乎同源，人文幾乎同文同種，都有極其密切的淵源。日本人在“師夷”方面，更走在中國人之前，給中國提供了就近“師師夷”或者“師夷夷”的轉接站，這就是我們的“留東洋”。

而另外一支，則師的是正統的“夷”，西方，西方的文化與文明，原本的原汁原味。由於美國返回的“庚子賠款”的現成資源，穿越太平洋的“留西洋”之洋流，又比取向歐洲的勢壯。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舍近而求遠”。

如果我們一定要為二者提出代表人物，那麼我們不妨說，魯迅是“留東洋”的文化領軍，而胡適則是“留西洋”的思想大牌。

我們可不可以問：為什麼要單獨提出“胡適思想批判”？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說，魯迅的文化鋒芒，在於“國民性批判”，為大家烙上“民族劣根性”，讓大家看出字裡行間的“吃人”？這些種種，都可以總結為“回頭望”——如果不是站在更廣義的歷史角度，他的批判是無法反向批判的。

而胡適，給中國開了另一葉窗口——他的新文化，是文化權的更新——廢棄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把文化，把文明，回歸全民族；而他的思想，是從西方學到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西方的文化與文明發達的人文核心與根本。他在“向前看”。

中國新文化的“破舊”與“立新”，就在這裡前後呼應而對立而統一，可以說是“賽先生”與“德先生”的對立統一。

而無產階級文化同樣的“破舊”而異樣的“立新”，於是，魯迅適近而流（長）遠，胡適則求迅終不達。

遠，西洋與中學，實際上太遠，即使我們假借東洋的階梯，也是一下子無法接受。

那麼，同樣是“西學”的馬克思主義，就可以在中國“欲速則達”？

我們的推理是，馬克思主義“最符合”中國歷史的進程，或者說“最適合”中國人的“民族性”——不用批判，就可以立新——這樣的“新”，有什麼理由可以，或者必須，拒絕？

說到這裡，我們就清晰地看出，祭胡的意義：55年來，中國人在“最近”的俄國——甚至不必一衣帶水——取得的“近經”，雖然比起“遠水不解近渴”的“西天之經”確有救急之功，可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還沒有解決嗎？

求遠，不只是“九九八十一難”經路之遠，還有超越“改天換地”的使整個民族“鳳凰涅磐”的重生之遠——我們能不能像胡適先生當年一樣的“舍近而求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