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中難——讀《彭定康：讀基辛格《論中國》》

說起“中式”，有兩重意思，一是中國的方式或者風格，二是合乎規範，看你怎麼用那個“中”。而反過來，“式中”也有兩重意思，也看你怎麼用那個“中”。一當然是出於某方式，處於某規範，二則是用某種方式某種努力琢磨出中國的內涵。這種琢磨無疑是很艱難困苦的，所以有今日的博題。

世界上所有的人們，都把中國看作謎或者神奇，因為他們離我們太遠了。中國自身永遠沒有奉行過“藍色”的開放，而一味里高築萬里長城，萬里竹幕。這給人一種“隔霧看花”的虛渺，也激起距離引出的嚮往。藍色或者外侵，大有“男生外向”之味，而萬里長城，裹住的是“女生內向”的ｆｅｍａｌｅ本性。

從馬可波羅開始，西人開始穿透中國的神秘面紗，但是他們還不，或者仍然很難，理解中國，理解中國人。如果你寫一本論述中西文化差異的書，不論叫“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或者反過來，都一樣地叫座。

理解中國難，理解中國政治更難，這是我讀《彭定康：讀基辛格《論中國》》後的第一感慨。其實這也是彭定康對基辛格的《論中國》的第一感慨。以基辛格這樣的資深式中高人，到頭來，還是落得個不甚了了，徒具虛名。

彭定康對於中國和基辛格，同時是局外人與式中人雙重身份，所以也同時有“清”和“迷”的雙重境界。但是有一點要看到，對於中國，他沒有基辛格那樣的歷史包袱，基辛格必須為他和尼克松的作為貼金詮釋，使它不僅是一種‘神奇之旅’，而且是出於一種‘神奇之功’，使它永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而彭定康則永遠可以說，雖然．．．．．．．但是．．．．．．給出更接近實際的中國之式。

把它ZT於下，好在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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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讀基辛格《論中國》

過去50年間，在外交政策的形成方面影響最大者，莫過於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基辛格的身影無處不在，這當屬明智。《大外交》（Diplomacy）一書出版至今，已近二十載。其中有一個觀點：無論人類多麼渴望國際合作，國家仍將是國際政治基石。在信奉這一觀點的人心目中，基辛格這本研究外交的經典著作，堪稱一部經久不衰的“聖經”。

　　如今，憑藉《論中國》（On China）一書，基辛格將思想轉向了另一個話題，在這個問題上，他有着獨特的發言權。可以肯定，從上世紀起，出版商們就在巴望着這位大師能寫一寫這個當時已開始崛起、如今還在繼續崛起的新興大國，特別是考慮到基辛格的特殊身份——他幫助世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論中國》一書的核心內容，講述的是1972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中國之行，以及基辛格訪問前所做的秘密準備。在書中，基辛格對中國歷史進行了簡單回顧，剖析了會見過的幾位領導人的性格，並詳細描述了會面時的細節。基辛格總結了近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就民主價值觀（或曰普世價值）與外交實務之間的關係表達了一些總體看法，並毫不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對美國與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合作的前景充滿期待。

　　從很多方面來看，《論中國》是基辛格對其畢生追求的一些要務的辯解。儘管基辛格提到了美國對多元主義、民主和人權近乎宗教般的執着，但他同時辯稱，這些合理關注不應妨礙對於國家利益的追求，而在40年的時間裡，與中國恢復邦交一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外，在謀求與中國恢復友好邦交的初始階段，另一個額外好處（同時也的確是動機之一）就是：孤立蘇聯（Soviet Union）。近年來，在美國忙於處理各種國際事務之際，中國常常採取配合的姿態，比如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相對於美國一些討厭的歐洲盟友，中國反而顯得“更加合作”。

　　基辛格在書中寫道：“評判政治家，要看他們能否長期堅持其理念。”當然，基辛格非常樂於提到一點：他很早就意識到一個繁榮、開放的中國對世界有利。可以理解，他認為對人權問題的過度關注不應干擾嚴肅的外交，或許事實證明這一看法是正確的，但最近中東的事態發展卻傾向於得出相反的結論。關於民主，最終並不存在什麼“阿拉伯例外”，或許也不存在什麼“中國例外”，近來中國安全機構的所作所為，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

　　我對於基辛格的主要微詞，並不在於他過於致力於美中夥伴關係，也不是他對中國的成就褒揚太過。但我在想，基辛格的外交基調是否對中國人和其他人有益，以及他寫到中國時的筆調是否流露出一種完全多餘的傾向？——不說是仿佛在向中國叩拜，至少也是在畢恭畢敬地鞠躬。

　　事實證明，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中國之行，的確如他自己所言，是“改變了世界的一周”。那是一次奇異的冒險，而基辛格並不打算搶走理應屬於尼克松的功勞。基辛格在書中說道，他告訴自己的助手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自己從一開始就把這次訪問視作一次“奇幻之旅”（a flight of fantasy），事實是否真的如此，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曾私下懷有怎樣的疑慮，基辛格最終讓這次訪問真正成為了一次“奇幻之旅”。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在其佳作《尼克松和毛澤東》（Nixon and Mao，3年前出版）中，曾提出這樣的質疑：為確保中美恢復建交，美國是否犧牲過大？其時疾病纏身的毛澤東，一方面正經歷着文革帶來的陣痛，另一方面還擔心敗在蘇聯人的手下——3年前，蘇聯剛剛在烏蘇里江附近對中國軍隊發起了猛攻。正如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寫：“毛澤東需要美國，但對他而言幸運的是，尼克松更需要中國。”因此，在美中關係中，美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把自己視作追求者。在研究尼克松訪華準備情況的過程中，麥克米倫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基辛格博士如此畢恭畢敬，有時候甚至有些卑躬屈膝，難道非得這樣嗎？”這樣問非為無因。

　　在閱讀《論中國》之前，我可能會覺得麥克米倫的評價有些過於嚴苛。儘管基辛格在書中對毛澤東不乏批評，但與有關所謂“地緣政治天才”的描述相比，批評之詞遠沒有那麼要緊。誠然，解放戰爭勝利後，是毛澤東統一了中國；但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讓我們認識到：原來毛澤東時代是那樣苦難深重。基辛格提及斯大林（Stalin）時寫道：“他的領導……有一個鮮明特點：基於對俄國民族史的粗暴解讀，產生的冷酷無情、惟利是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同樣的評價也適用於毛澤東，他對秦始皇大加推崇，而後者因“焚書坑儒”（焚燒大量書籍，活埋460名儒生）而臭名昭著。

　　基辛格執意認為，毛澤東的幾乎每句話都極富洞察力。基辛格稱讚毛澤東，在談論戰略問題時善於引述歷史，比如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好像其他人都不會引述歷史似的。當然，毛澤東引述的時候常常信手拈來，特別是提到蒙哥馬利元帥（Field Marshal Montgomery）的第一條軍事戒律（永遠不要向莫斯科進軍）時，顯得尤其明智。在我看來，毛澤東在其他一些時候的戰略決策，也並不值得大加讚揚，比如在朝鮮問題上，毛澤東就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Kim Il-sung）的當。

　　但對於中國國內兩件大事的歷史評判，基辛格卻一筆帶過。第一件是大躍進和由此導致的大饑荒。基辛格這樣寫道：“只有這一次，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大超出現實可能性的目標，即便是中國人也無力實現。”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在其傑作《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Mao’s Great Famine）中提到，人們往往將大躍進中的大量死亡，描述為“經濟方案制訂草率、且執行不力而導致的意外後果”。通過仔細檢閱共產黨內部報告，馮客證明，數百萬人死於迫害和系統性暴力行為。

　　《論中國》中講述大躍進的篇幅不多，最後的結論是：當時有超過2000萬人死於饑荒。該結論的註解中引用了兩本書，作者分別為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和費雷德里•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實際上，貝克認為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而泰沃斯認為死亡人數介於3000萬至4500萬之間。中國記者楊繼繩（其著作《墓碑》（Tombstone）在中國是禁書）估計的死亡人數為3000萬，馮客認為有4500萬。而基辛格寫道：“超過2000萬”——確實，遠遠超過2000萬。

　　大躍進的災難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毛澤東則借文革打倒那些對其災難性政策提出質疑的人。基辛格承認，在那暗無天日的幾年裡，上演了“個人和機構實施的大屠殺”。

　　基辛格進而指出，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或許會發現，儘管“文革中發生了那麼多令人髮指的事情……但毛澤東或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儘管事實證明，他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災難性的”。我看了又看，絞盡腦汁，終於發現了這個問題的實質。它顯然是：要認識“時代挑戰”的重要性——時代要求打破連接官與民之間的官僚機構的桎梏。在這個強勢的外交世界中，我斗膽說一句：我想正因如此，許多人更青睞民主制度。比起混亂和暴力，人們更願意選擇這種制度。

　　所有這些事件發生時，毛澤東身邊的副手一直是周恩來。基辛格十分欣賞這位看上去英俊瀟灑、溫文爾雅的中國高官。基辛格在書中指出，周恩來的從政經歷，印證了在威權制度中擔任二號人物的種種困難。基辛格解釋道，之前的“二號人物”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投入監牢。事實上，劉少奇遭到了周恩來和其他人的公開指責，劉飽受折磨，身患糖尿病而得不到醫治，最終死在獄中。

　　偷攜資料逃往美國的前黨史研究者高文謙，近年出版了一部周恩來傳記（《晚年周恩來》）。與基辛格所描繪的周恩來形象相比，這本傳記對周恩來的描繪要細緻複雜得多。周恩來的從政經歷折射出了那個古老的困境：即在為暴君效力時，一位能臣應該給自己設定一個什麼樣的“度”。在許多人看來，周恩來是毛澤東意志的執行者，用中國問題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話說，周恩來“忍辱負重的能力異乎常人”。

　　上世紀70年代末，隨着鄧小平的上台，我們總算能鬆一口氣，翻過歷史上這恐怖的一頁，開始關注更令人愉悅的近期歷史。當鄧小平剛剛推行改革開放時（他堅持認為中國需要重新參與全球經濟），中國年出口額只相當於如今的日出口額。儘管在自由方面仍保留了種種限制（從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到近期發生的對不同政見者劉曉波和艾未未的逮捕），但如今大多數中國人生活得舒服多了，鄧小平對此居功至偉，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江澤民的功勞——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領袖，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他的執政風格相當溫和。

　　之後發生了些什麼？基辛格為與中國結成合作關係辯解，這也是對的；他稱之為“共同進化”，但我不知道，對於如今的全球失衡，基辛格有何高見？這種失衡的根源就在於，中國追求一種建立在出口（出口有政策性貸款支持、成本很低）和高儲蓄率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此同時，發達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個人和政府支出都很高，且生產力增長正在不斷減弱。

　　我們不應指望中國會帶頭解決那些影響所有國家的跨界問題。比如說，中國也許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甚至歐洲的人均碳排放量都比中國高得多。因此，一味“欺負”中國並非明智之舉。但這並不是說，在同中國領導人談話時，我們應放棄自己的價值觀，甚至在任何時候都對他們百依百順。這無助於敦促中國去做一些往往也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的事情。

　　我不確定基辛格是否會同意我這樣一個觀點：中國不可避免地將出現政治變革（不過中國總理溫家寶似乎贊同這一觀點）。隨着共產黨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它遲早也會喪失對國家的控制。但我們都會認為，在恰當的時候，中國應當以與對待經濟變革同樣的靈活手法，來對待政治變革，這符合我們所有人的利益。中國發展順利（而非遇到麻煩），對我們最為有利。遺憾的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浪費了太多時間。

　　本文作者：彭定康（Lord Patten），BBC信託會主席，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校監，曾任香港最後一屆總督。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