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中难——读《彭定康：读基辛格《论中国》》

说起“中式”，有两重意思，一是中国的方式或者风格，二是合乎规范，看你怎么用那个“中”。而反过来，“式中”也有两重意思，也看你怎么用那个“中”。一当然是出于某方式，处于某规范，二则是用某种方式某种努力琢磨出中国的内涵。这种琢磨无疑是很艰难困苦的，所以有今日的博题。

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把中国看作谜或者神奇，因为他们离我们太远了。中国自身永远没有奉行过“蓝色”的开放，而一味里高筑万里长城，万里竹幕。这给人一种“隔雾看花”的虚渺，也激起距离引出的向往。蓝色或者外侵，大有“男生外向”之味，而万里长城，裹住的是“女生内向”的ｆｅｍａｌｅ本性。

从马可波罗开始，西人开始穿透中国的神秘面纱，但是他们还不，或者仍然很难，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如果你写一本论述中西文化差异的书，不论叫“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或者反过来，都一样地叫座。

理解中国难，理解中国政治更难，这是我读《彭定康：读基辛格《论中国》》后的第一感慨。其实这也是彭定康对基辛格的《论中国》的第一感慨。以基辛格这样的资深式中高人，到头来，还是落得个不甚了了，徒具虚名。

彭定康对于中国和基辛格，同时是局外人与式中人双重身份，所以也同时有“清”和“迷”的双重境界。但是有一点要看到，对于中国，他没有基辛格那样的历史包袱，基辛格必须为他和尼克松的作为贴金诠释，使它不仅是一种‘神奇之旅’，而且是出于一种‘神奇之功’，使它永远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彭定康则永远可以说，虽然．．．．．．．但是．．．．．．给出更接近实际的中国之式。

把它ZT于下，好在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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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读基辛格《论中国》

过去50年间，在外交政策的形成方面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基辛格的身影无处不在，这当属明智。《大外交》（Diplomacy）一书出版至今，已近二十载。其中有一个观点：无论人类多么渴望国际合作，国家仍将是国际政治基石。在信奉这一观点的人心目中，基辛格这本研究外交的经典著作，堪称一部经久不衰的“圣经”。

　　如今，凭借《论中国》（On China）一书，基辛格将思想转向了另一个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独特的发言权。可以肯定，从上世纪起，出版商们就在巴望着这位大师能写一写这个当时已开始崛起、如今还在继续崛起的新兴大国，特别是考虑到基辛格的特殊身份——他帮助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论中国》一书的核心内容，讲述的是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中国之行，以及基辛格访问前所做的秘密准备。在书中，基辛格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简单回顾，剖析了会见过的几位领导人的性格，并详细描述了会面时的细节。基辛格总结了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民主价值观（或曰普世价值）与外交实务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一些总体看法，并毫不出人意料地表示：他对美国与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

　　从很多方面来看，《论中国》是基辛格对其毕生追求的一些要务的辩解。尽管基辛格提到了美国对多元主义、民主和人权近乎宗教般的执着，但他同时辩称，这些合理关注不应妨碍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在40年的时间里，与中国恢复邦交一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此外，在谋求与中国恢复友好邦交的初始阶段，另一个额外好处（同时也的确是动机之一）就是：孤立苏联（Soviet Union）。近年来，在美国忙于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之际，中国常常采取配合的姿态，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相对于美国一些讨厌的欧洲盟友，中国反而显得“更加合作”。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评判政治家，要看他们能否长期坚持其理念。”当然，基辛格非常乐于提到一点：他很早就意识到一个繁荣、开放的中国对世界有利。可以理解，他认为对人权问题的过度关注不应干扰严肃的外交，或许事实证明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最近中东的事态发展却倾向于得出相反的结论。关于民主，最终并不存在什么“阿拉伯例外”，或许也不存在什么“中国例外”，近来中国安全机构的所作所为，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对于基辛格的主要微词，并不在于他过于致力于美中伙伴关系，也不是他对中国的成就褒扬太过。但我在想，基辛格的外交基调是否对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益，以及他写到中国时的笔调是否流露出一种完全多余的倾向？——不说是仿佛在向中国叩拜，至少也是在毕恭毕敬地鞠躬。

　　事实证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如他自己所言，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那是一次奇异的冒险，而基辛格并不打算抢走理应属于尼克松的功劳。基辛格在书中说道，他告诉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自己从一开始就把这次访问视作一次“奇幻之旅”（a flight of fantasy），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论曾私下怀有怎样的疑虑，基辛格最终让这次访问真正成为了一次“奇幻之旅”。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其佳作《尼克松和毛泽东》（Nixon and Mao，3年前出版）中，曾提出这样的质疑：为确保中美恢复建交，美国是否牺牲过大？其时疾病缠身的毛泽东，一方面正经历着文革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还担心败在苏联人的手下——3年前，苏联刚刚在乌苏里江附近对中国军队发起了猛攻。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写：“毛泽东需要美国，但对他而言幸运的是，尼克松更需要中国。”因此，在美中关系中，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视作追求者。在研究尼克松访华准备情况的过程中，麦克米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基辛格博士如此毕恭毕敬，有时候甚至有些卑躬屈膝，难道非得这样吗？”这样问非为无因。

　　在阅读《论中国》之前，我可能会觉得麦克米伦的评价有些过于严苛。尽管基辛格在书中对毛泽东不乏批评，但与有关所谓“地缘政治天才”的描述相比，批评之词远没有那么要紧。诚然，解放战争胜利后，是毛泽东统一了中国；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让我们认识到：原来毛泽东时代是那样苦难深重。基辛格提及斯大林（Stalin）时写道：“他的领导……有一个鲜明特点：基于对俄国民族史的粗暴解读，产生的冷酷无情、惟利是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毛泽东，他对秦始皇大加推崇，而后者因“焚书坑儒”（焚烧大量书籍，活埋460名儒生）而臭名昭著。

　　基辛格执意认为，毛泽东的几乎每句话都极富洞察力。基辛格称赞毛泽东，在谈论战略问题时善于引述历史，比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好像其他人都不会引述历史似的。当然，毛泽东引述的时候常常信手拈来，特别是提到蒙哥马利元帅（Field Marshal Montgomery）的第一条军事戒律（永远不要向莫斯科进军）时，显得尤其明智。在我看来，毛泽东在其他一些时候的战略决策，也并不值得大加赞扬，比如在朝鲜问题上，毛泽东就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Kim Il-sung）的当。

　　但对于中国国内两件大事的历史评判，基辛格却一笔带过。第一件是大跃进和由此导致的大饥荒。基辛格这样写道：“只有这一次，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大超出现实可能性的目标，即便是中国人也无力实现。”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在其杰作《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中提到，人们往往将大跃进中的大量死亡，描述为“经济方案制订草率、且执行不力而导致的意外后果”。通过仔细检阅共产党内部报告，冯客证明，数百万人死于迫害和系统性暴力行为。

　　《论中国》中讲述大跃进的篇幅不多，最后的结论是：当时有超过2000万人死于饥荒。该结论的注解中引用了两本书，作者分别为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和费雷德里•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实际上，贝克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而泰沃斯认为死亡人数介于3000万至4500万之间。中国记者杨继绳（其著作《墓碑》（Tombstone）在中国是禁书）估计的死亡人数为3000万，冯客认为有4500万。而基辛格写道：“超过2000万”——确实，远远超过2000万。

　　大跃进的灾难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毛泽东则借文革打倒那些对其灾难性政策提出质疑的人。基辛格承认，在那暗无天日的几年里，上演了“个人和机构实施的大屠杀”。

　　基辛格进而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会发现，尽管“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但毛泽东或许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事实证明，他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灾难性的”。我看了又看，绞尽脑汁，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它显然是：要认识“时代挑战”的重要性——时代要求打破连接官与民之间的官僚机构的桎梏。在这个强势的外交世界中，我斗胆说一句：我想正因如此，许多人更青睐民主制度。比起混乱和暴力，人们更愿意选择这种制度。

　　所有这些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身边的副手一直是周恩来。基辛格十分欣赏这位看上去英俊潇洒、温文尔雅的中国高官。基辛格在书中指出，周恩来的从政经历，印证了在威权制度中担任二号人物的种种困难。基辛格解释道，之前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投入监牢。事实上，刘少奇遭到了周恩来和其他人的公开指责，刘饱受折磨，身患糖尿病而得不到医治，最终死在狱中。

　　偷携资料逃往美国的前党史研究者高文谦，近年出版了一部周恩来传记（《晚年周恩来》）。与基辛格所描绘的周恩来形象相比，这本传记对周恩来的描绘要细致复杂得多。周恩来的从政经历折射出了那个古老的困境：即在为暴君效力时，一位能臣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度”。在许多人看来，周恩来是毛泽东意志的执行者，用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话说，周恩来“忍辱负重的能力异乎常人”。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邓小平的上台，我们总算能松一口气，翻过历史上这恐怖的一页，开始关注更令人愉悦的近期历史。当邓小平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时（他坚持认为中国需要重新参与全球经济），中国年出口额只相当于如今的日出口额。尽管在自由方面仍保留了种种限制（从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到近期发生的对不同政见者刘晓波和艾未未的逮捕），但如今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得舒服多了，邓小平对此居功至伟，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江泽民的功劳——他是一位被低估了的领袖，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他的执政风格相当温和。

　　之后发生了些什么？基辛格为与中国结成合作关系辩解，这也是对的；他称之为“共同进化”，但我不知道，对于如今的全球失衡，基辛格有何高见？这种失衡的根源就在于，中国追求一种建立在出口（出口有政策性贷款支持、成本很低）和高储蓄率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发达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个人和政府支出都很高，且生产力增长正在不断减弱。

　　我们不应指望中国会带头解决那些影响所有国家的跨界问题。比如说，中国也许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欧洲的人均碳排放量都比中国高得多。因此，一味“欺负”中国并非明智之举。但这并不是说，在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我们应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甚至在任何时候都对他们百依百顺。这无助于敦促中国去做一些往往也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的事情。

　　我不确定基辛格是否会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不可避免地将出现政治变革（不过中国总理温家宝似乎赞同这一观点）。随着共产党放弃对经济的控制，它迟早也会丧失对国家的控制。但我们都会认为，在恰当的时候，中国应当以与对待经济变革同样的灵活手法，来对待政治变革，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中国发展顺利（而非遇到麻烦），对我们最为有利。遗憾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浪费了太多时间。

　　本文作者：彭定康（Lord Patten），BBC信托会主席，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校监，曾任香港最后一届总督。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