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叔——中國特色“侄文化”政治

談過“伯嫂叔”政治，我們水到渠成地進入中國特色“侄文化”政治的議題。

這是“弒叔”的主體，也是現代中國政治生活的主作俑者。

同樣，回顧一下中國的“侄文化”政治，遠的不說，光緒就是一個代表，侄代表——伯去嫂寡又不願交出政權，我們有的是侄兒輩，狗尾難道不能續貂？

中國“歷史周期律”中，每到周期，總有“天譴”，最要命的，莫過於“斷子絕孫”。你想，天下的優選的生育資源都傾天下之最，輸入皇家，可皇家竟然無能利用。那不是天譴是什麼？

天譴的人解，是過繼，在男性為主的社會中，就是子闕侄代。侄文化，早早就在中國，十分特色地鋪展開來。

無一例外，封建王朝每到男性子嗣難以為繼時，政治危機也同時來到。光緒完了，還有溥儀，真是一而再，上天會給他們任何機會再而三？

考中國大陸近五十年來的政治變遷的複雜性，也一樣來自潛在的“侄文化”，自從太子監軍東渡不歸，中國的命運就與大清沒兩樣了。

看看中國的鄰居們，起碼是所謂“中華文化圈”中的政治體，都順利地渡過了戰後“代繼”——日本的天皇家族，朝鮮的紅太陽家族，台灣的蔣家王朝——為什麼獨獨在中國大陸就成了跨不過去的鴻溝和瓶頸？

生育資源並不匱乏，可連連不斷玩火似的的戰爭，消耗了中國紅朝政治穩定的基質。

人家一樣是“中華文化”，就玩不起伯嫂叔的三個代表，不是為什麼，而是人家不必要自取其辱。

在中國，十年之間，劉主席與林副主席的相繼落馬，在組織形式上，開創了中國“侄文化”政治的新時代。

王洪文，一個最符合“伯文化”革命繼承的選項，可惜，沒能進入中國的歷史進程。

華國鋒，勉為其難，後伯時到，夾縫於嫂叔之間，好好的一場“侄文化”大戲，過早收場。

後伯時代的叔文化政治兩度出手：第一擊，陷嫂囹圄，第二擊，take the candy from a baby。

中國輝煌的叔文化政治，在三七開的鑼鼓聲中，正式登台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