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謀維基——讀基辛格《論中國》

（三十四）低谷

六四帶給人類歷史的是共產世界內部的激烈震盪，也是壁壘要從內部崩潰的巨大先兆。隨者它的先導，巨大的無可阻擋的蘇東波，象海嘯一樣，衝垮了列寧主義的最後堤防。

正如基辛格指出，在北京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人們在討論“共產黨應該如何統治”，而在莫斯科，人們談論的是“共產黨該不該統治”——over the legitimacy of Communist rule。

可是鄧把中國的關於“如何”問題，主動地上綱上線到霸權“該不該，夠不夠格”的挑戰，（當然，二者之間畢竟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但是如果前者處理得當，後者就不至於上升）。終於，他失去冷靜，暴露出他對待中國人民的真實的暴力的一面。他用鮮血把“人權”的議題提到了與台灣並列的高度。

於是，中美關係的門檻加高了一倍，美國開始在台灣和人權兩個方面並行地“干涉”中國內政。這兩項，成為中國外交的兩邊可以插刀的軟肋。

JZM正好處於中美關係的低谷，很明顯，這一方面是六四屠城引起的世界性的轟動效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蘇東波後，美國面臨“歷史的終結”條件下的外交關係全面調整，中國，作為一個殘留的共產國家，遭受“冷處理”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具體表現就是中美之間“戰略夥伴”關係的惡化，因為雙方看到意識形態的差距開始凸顯——they found their interests no longer as evidently congruent as in the days of near alliance——原因在於它們的共同敵人，蘇聯，已經被他們共同消滅，只剩下他們自己，相互間虎視眈眈。

白宮似乎突然意識到，中國原來也是一個共產主義institutional成員。而JZM假裝不理解其中的奧秘。基辛格說：“1989年11月江邀請我會談......他不明白，為什麼中國面對國內挑戰的反應會引起與美國的關係破裂。 他有些懊喪地形容鄧在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時表現無效和分裂”。

有情偏被無情誤。在江任內，中美關係陷入低谷，具體代表，一是南斯拉夫，科索沃戰爭中，“炸館”事件，二是南海的“撞機”事件。雖然都不是正面的軍事衝突，但又都是準軍事性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