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还是站台？

接着上节说起。最后一句“适机可作”——作什厶？作秀，或者做戏。

作秀的本质是“不认真，不是出于真心”。如果出于真心，四十几年前就作了，还用等到今天？

是不是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给以时间？

给以时间，我们看看四十几年，宋彬彬都作了些什么？至少四次站台。

第一次，是风格极高地为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站台，并为毛佩戴红卫兵袖章。

第二次，是革命大串联中为湖北省省委站台，“坚信湖北省省委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第三次，是以师大女附中“名誉校友”的身份，再次为毛的文化大革命站台。

第四次，以道歉的行为，自我承担文革中的罪孽，为毛开脱。具体揭示“两个三十年互不矛盾”。

这些历史片段，可能都不是出于宋的自我意愿或真实投入，而是命运的捉弄，那也是‘大家闺秀’的命运所致。但是谁又能想到，正当毛的心里在想着“怎样才能把这些‘小将’的革命暴力煽动起来”？这么多红卫兵里，正好就走来一个“彬彬有礼”者，给他借题发挥的恰恰对题的好名材？

如果宋彬彬反对并且鄙夷“站台”，那么只有马上避谣声明来撇清自己，划清界限。

如果当初没有，只能说至少是默认，默许。四十年后，时过境迁，历史会相信任何迟到的“声明”？文化革命中的受害者和老师，会相信与接受迟到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