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和谐”还是“发克”
  ——再谈艾未未的“艾（哀）”誓

艾未未的故事还未说完，艾未未“被失踪”的人间奇迹还未见下文，让我们回到事件的出发点来进一步考察。

艾未未的人格和他的艺术惨遭政治发克，而艾未未也毫不示弱地一次次以一己的艺术之矛，反过来抗击着国家机器对他的迫害和破坏，中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要问：
“这些政治的，或者艺术的碰撞和碾压，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中，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或者说我们要建设的那个‘和谐’社会吗？”

是“和谐”还是“发克”？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是社会的暴力控制集团，因为，遵照他们引以为师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统治者的态度决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以强大的暴力的国家机器发克老百姓，还是以公民社会的集合体的面目出现促成公民间，也包括国家机器与公民间的“和谐”，（打引号以及不打引号）。

听起来，就是一个悖论。如果国家机器一意发克公民，就无所谓什么“公民”，就只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反之，如果和谐的主体是公民，那么一切面向老百姓的发克都是非法的——不但违背现代社会的组织法，也同时违背有关人权的所有国际公约。

远的不去说起，就说60年来的所有政治运动，按ZF的现代检讨，称之为“折腾”，要按现代政治术语，就干干脆脆地属于发克人民，国家机器发克社会成员。最后一次血淋淋的发克，就是二十二年前的“六四”屠杀。

面对一次次的政治发克，有“和谐”可言吗？有什么迹象证明国家机器会真心真意地放弃发克它的社会成员吗？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政治“和谐”是一个比经济发展更庞大更虚假的大泡沫。

艾未未，就是要戳穿这么一个泡沫化的社会神话。我在上文中说道：“艾未未这种人，这种国人，是第一个耳光就与你翻脸的主”，不但因为他珍惜自己的脸，而且他要首先追问，“对于一个公民，你有什么权力首先发动社会暴力？”国家机器的暴力行为，更引发对其暴力行为的法律根据的追寻，再对国家机器背后的执掌者的统治合法性发出必然的质疑。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石，基于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中国的大地上，从来只有单方面的发克，艾未未这样的反发克，乃是社会开始趋向“和谐”的先兆。中国这块可悲可歌的土地上，暴力之间的拼死的争夺，就是要取得某个人，或者某个家族，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发克权，一如中世纪时的初夜权。

你一旦呱呱落地，在这块土地上，不是你付出初也权，就是你天生拥有他人的初夜权，而中国人民，“惯于长夜过春时”，只不过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初夜，从一个领主的马鞍上，转移到另一个领主的庄基旁。

艾未未，从拥有发克权到失去它而被更高一层的领主自由发克，才意识到这个社会原来是颠倒着的。我在前文关于人格的论述中，并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明白。生来被发克的被统治阶级，其实是没有权力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他们的社会环境永远是被颠倒的。只有经过一次折腾，被折腾进去的原领主，才有机会，才有动机，考虑并思索正确的答案。如我前言，这种被动的思索，远远比不上释迦牟尼式的主动的换位思考，但也不妨来得十分深刻：社会是怎么回事，国家是怎么回事，发克为什么合法，和谐为什么是笑话？等等，等等。（邓小平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换过这么一个角度，所以他比老毛懂得的东西多，这是另话。）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与艾未未同样遭遇的人们，在大劫之后，回复到原来的领主地位后，他们则更加珍惜这种发克权，因为他们知道，曾经失去的，才是宝贵的。而艾未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如今站在所有被发克的人民一方，一起考虑把颠翻了的社会公共秩序颠翻回来，为了他热爱的国家，为了他热爱的人民，他不惜单枪匹马地出面，否定这单方面发克的“大和谐”，实行他自己的“短促突击”的反发克。他比他的同龄人，他的同阶级人，要高尚纯粹得多。

只要这个国家机器没有停止发克人民，艾未未的发克行为艺术也不会中止。还是那句话，大不了，“与汝偕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