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头变幻大王旗

——文化伪革命五十年祭

“五·一六”文件五十周年来临之际，官方与民间的态度天壤之别。官方表面上是缩头乌龟，禁止任何风吹草动，但却抢先举行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价值教育”红歌大会，无非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管是谁举的什么旗，谁挖的什么坑，只要官家有庆典，我们可以断定，必定是伪庆祝无疑。

（一）

伪革命和伪庆祝

革命，在中国曾经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因为它代表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变革自身命运的严酷期盼。不幸的是，任何有真实意义的革命，一到中国地界，一到中国人手中，就马上被“山寨化”，成为伪革命。

辛亥革命是革命吗？是，至少它企图打断封建帝制在中国的龙脉。但是，中国的龙脉危机，反倒激发了千千万万“龙的传人”的“上位”美梦——时至今日，中国仍旧是一个“人治”国家。所以，辛亥革命，说到头，是一场伪革命。

土地革命，即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是革命吗？是，至少它触动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制度。但是，土地革命激发的农民运动，成为政治家们改朝换代的御用工具，而今天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友农友们”——他们的政治地位与经济状况与革命前又有什么根本区别？所以，土地革命在中国，仅仅是一场闹剧。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革命吗？是，至少它“革”了“文化”的命，严重破坏中国的传统文明。但是，“文化”是这场革命的真实目的吗？不是。所以，从名不副实这一点出发，它是伪革命，起码是伪“文化革命”，或者说是伪文化的革命。

那么，文化革命的实质何在？在于中国历史的本色本质：城头变幻大王旗，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政权的非程序变换。

“五·一六”文件，是一场伪革命的宣言，是一场亿万人被胁迫卷入的大动乱大摧残大迫害，有没有必要来庆祝？官方面临两难——所以，有北京的伪庆祝。

（二）

大王旗与二王旗

城头变幻大王旗，妙在一个“幻”。如果是简单的“城头变换大王旗”，那与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更替能有什么差别？

可一般老百姓，中国的文盲级的老百姓，只是在表面上观察了这一场伪革命。他们天真地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城头变幻二王旗”的伪革命——难道刘林不都只是“王储”，作为“接班人”的“二王”吗？

如果说中国在这最后的六十年间有过任何真正意义的革命，那偏偏是“城头未幻大王旗”的非换旗革命，或者说，幻革命——刘取代毛的宫廷政变。

问君曾见二王旗？我们所说的“二王”，是“天可二日”的“非中国特色”：毛的官方照，有一天，被与刘的官方照并排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革命成功的见证，或者说，刘挑战中国封建传统的凯歌。

集体领导，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化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步的）时髦名词。中共对抗赫鲁晓夫的异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没承料想，还没等到头牌革命领袖寿终正寝，中国的赫鲁晓夫就作了“秘密报告”——七千人大会，算不算“秘密”呢？

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要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不是那个将来时对毛“身后”砍旗的“革命的叛徒”，而是面对面地干，“豁得一身剐，敢把（毛）皇帝拉下马”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接班人”——他已经上位，已经接班。

（三）

资本主义复辟与封建主义复辟

文化伪革命的官方的目的，是所谓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可实质上，它的既定目的恰恰是比资本主义复辟更可恶更反动的封建主义复辟。即使单从这一点入手，我们也可以断言，文化革命是地地道道的伪革命。

说实在的，资本主义从来没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王朝，也无所谓复辟之说。资本主义是否定封建主义 “一元化政治”的主要历史力量。封建主义，曾经在中国的大地上，不厌其烦地周期循环，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不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是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还更别提所谓的社会主义及其小康阶段。

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一句空话，更确切地说，是一句谎言。中国有足够的资本，有足够的无产阶级，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吗？没有。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阶级的革命？这才是那场伪革命的真正要害所在。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搞笑的一环，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可是贯穿整个伪革命，有谁说明白过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不必点透的倒是溢满在中国大地的封建阶级法权——权大于法，才是完完全全的封建制度的精华。

在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要建立的是自己的法权，排斥的是封建主义的王权，资产阶级的法律与法理，是理性的引申，是社会的进步，那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从百读《资治通鉴》的咀嚼中想得到比那更先进的东西，却注定是匪夷所思。

在未幻的大王旗帜上，大王，就像是扑克牌中的JOKER，排序仍在上上——应该读作“太上”——尊崇至极的虚名之下，是“打入冷宫”的冷酷现实。“失辟”，才会激起千倍万倍的“复辟热情”。

中国不能进步，就是因为永远有符合于中国国情的皇帝及“太上皇”们，梦寐以求着复辟。

（四）

奉旨造反与小拇指游戏

奉旨造反是文化伪革命的奇观之一，也是所谓的“老革命遇见新问题”的新奇之一。老革命知道有一把刀子向自己戳来，可看不清是个什么样的刀，从什么方向戳过来。可只要他一动手，他就一定犯忌。什么叫“动辄得咎”？那就是，有人祭起咒语，呼风唤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就有无穷的“人民”奉旨造反——犯上而不犯上上，“人民”于是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上上与奉旨之间，则一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论你作什么，怎样做。

不知道刘少奇是小看了毛的黑道权术，还是高估了毛的恻隐之心？一直死到临头，他都不知道他原来是毛的革命对象，而且是唯一的革命对象。像他那样不谙“国情”，中国也实在容不得他来作国家级领袖。

毛对刘：你值不得我动一根小拇指。

刘对毛：你就饶我回家种地去吧？

哪里可能？那七千人大会的过节，就一风吹了？于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党主席的阶下囚，继而成为所谓的“现代化中国”二十世纪的“人彘”。同样的发音，“人彘”是“人治”登峰造极式的历史性的回光返照，从中看得出“中国伪革命”的生理与心理畸形。

也有人会说，人彘起码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还有生命，可比人彘下场更惨的，更有“亲密战友”的温都尔汗。

（五）

权力超越法律

毛的名言：“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对自己违法的社会行为一清二楚，明知故犯。可是问题在于，一个个人，怎么样能达到超越法律的地步，怎么样能够置国家法律于不顾，把国家命运作为自己的儿戏？

当人们说权力超越法律，那只能是指根本没有法律的“丛林法则”地区。文化伪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刚好揭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而从这样的现实出发，仅在法律意义上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是一种障眼法。

过去我们说文化伪革命时，我们只有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覆盖，所以，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肤浅地认为文化伪革命是一个个人行为。好不容易等到历史带走了我们可爱的庆父，人们以为法律可以劫后余生，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严，而更加严酷的新现实告诉他们，中国的庆父不只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集体超越法律，才是文化伪革命的真正弊端。

（六）

权力斗争与国家利益

中国的现代悲剧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国家利益成为暴力集团的裹挟物，人民成为人质。

文化伪革命作为权力斗争的巅峰——国家利益，人民生活被置于政治家们玩忽职守的最末考量——教育被凭空中断长达十年，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毛的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虽然被引用指为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但实质上难道不是与全体中国人民划清界限？至少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与现在的“毛粉”们划清界限——现代中国，毛的遗产就是毛粉们的“洪水滔天”。

其实，作为头牌政治家，作为权力斗争的胜出者，作为一言九鼎的大独裁者，又被粉亲们推崇为“国家的伟大领袖”，他在世的有限精力，完全可以用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政体，也就是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以符合国家的重大利益。可是，他想了吗？他作了吗？

他没有，既没有考虑方案，也没有准备去执行。任何国家利益，对他，对他的身后，与洪水猛兽一样毫无切肤关联。

如果他真正地希望全中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他可以以身作则，从自己作起，废除“人治”的封建陋习，给人民不仅是“关心国家大事”，而且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与保证。他愿意吗？他不愿意。他对人民，对国家，冷若冰霜。

那些反邓的毛粉，时至今日也没想清楚，是毛所喜爱与坚持身体力行的独裁制度，给了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最高权力。如果毛预见到“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他不能“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行政机构，政治制度，并且使之在他身前就成为现实，使得任何“中国的赫鲁晓夫”不会得逞？

他的历史局限在于，他的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高尚——我们唯一的答案——他起码没有替他的粉亲们作一设想，更没有什么“锦囊妙计”长传天下。

再短线思维一下，即使他只为党的狭隘利益，或者更短线思维一下，只为“紧跟高举”的四人帮的利益，他是不是应该多留下制度性的建设？同样，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他未曾爱过那个党，那个帮，他甚至希望或者设想他们理该堕入洪水猛兽的万世不劫之中。

那么，又回到那个原罪性的问题：毛粉们爱毛，可是，毛爱粉亲吗？爱过吗？

（七）

真实文化伪革命推手

这里有个问题似乎在所有“文革”研究文献中不被提及，好像文化伪革命只是一个个人行为。实际上，毛粉与刘粉的集团对立，才是引导文化大革命发生与发展的根由。

邓指责过某个人在文革中的作为，当然也称赞此人在同一历史事件的同样作为，而使其进入文革的“发难族”清单。这个人，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影响文化伪革命，可以从近或远调制文化伪革命——他，就是周恩来。其实，历史可以证明，他支持与助长了，或者说，引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不是旁观者。

甚至用“为虎作伥”四字，都不足以完全表达他的历史地位——根据他生前的最后自述——他最终的痛心疾首，应该被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

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资格，使得他的个人好恶，可以铸就整个党的成败。如此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尤其是当他频频把个人意志凌驾在中共的组织方针之上——这样的行为，这样明目张胆的非程序操控，导致中共历史悲剧，包括他个人自身悲剧。

据他的痛心自述，他不止一次地挽救了毛的领袖地位，也就是说，毛的神化是他的背离组织原则私下运作的产物。每一次毛被民主集中制的投票淘汰，都是他的私下串通，黑箱作业，使毛重新进入领导地位——可以说，毛的“战无不胜”的“光辉历史”实际上是artificial，周是他在党内屡屡“转败为胜”的黑客。

周自以为可以“理性操控历史”，很谦虚又通情达理地凌驾于党的肌体之上——从这点看，他才是中共的“大当家”，比民主集中制还集中，只不过是以“修该民意”后的民主形式出现。

就是他，在毛与刘的对决中，保持了“天有二日”的“集体领导”局面——既不使毛惨败，也不给刘完胜——是他，使得“城头未幻大王旗”，从而开启了毛“太上皇”“复辟”的蹊径。

他的“平衡”手法的出发点，不是因为他喜欢毛，崇拜毛，而是因为他更不喜欢刘。

刘少奇，及其集团，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构架中有天生的缺陷：他们是“文官”，而且是立足于“白区”的文官。中共在与国民党军事对峙时，确定与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武装斗争与“白区群众斗争”相结合。但是，当武装斗争即将胜利，白区马上要变成“红区”时，中共对一切“地下党”的政治组织路线却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缺乏最低信任。

只是没有包括刘的全部班底。刘的主要高级干部，又大部分属于当年北平反省院登报自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此等历史问题，要说无，即无，要说有，就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本身就是刘集团，与中共作为一个整体的，心腹大患。

军事将领，马上得天下，而白区文官，即将从以毛为首的非科学折腾派手中得到“治天下”的全权，这对前者的全体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令他们无法接受——记得林彪在同一问题上，有着同样的倾向。

在国家利益与党的派系利益的选择中，周的选择是个人好恶。而他得到的令他耿耿于怀的“报应”，只不过是国家利益受到剧创后的一点余影。

（八）

疯狂的领袖与盲从的人民

这节小题，不是在说二次大战时的德国吧？但起码希特勒有一个梦，一个德国梦，而德国的大多数人民与他在一起。

希特勒失败了，德国失败了，德国的利益失败了。有人说，希特勒是民选的国家领袖，所以，德国的失败是民主的失败。可以说这是对的，因为正是德国当时的民主，选择了他上台。民主的失败，并不在于选他上台，而在于任由他操控，丧失了把他选下台的机制——所以才有现在的选民们，对任何领袖希望以“特殊国情”操控民主程序的戒心。中国呢，离这一步还有万里长征之遥。

毛是不是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虽然说他精于心计，长于权谋斗争，把他的同党同僚把玩于掌心，没有人可以根据他的进退确定他是否已经“疯狂”。可是，一个人（加四人帮）挑战全党，挑战党纪国法，一个人操纵十几亿人民的命运，搞瘫国家，搞砸经济，只以自身的权力得失为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就不再是“疯狂”，而是“犯罪”——我们就不说“犯法”了，因为“朕即法律”他犯不上。

如果他但凡在伪革命中有丁点制度性的建设，有不使当今毛粉遗憾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给他高一些的历史评价，起码说他是一个政治家。

可从他所倡导的，看不出任何政治家的水平。比如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可能只在汉语世界，算得上政治家语言。要论起真来，解放军今天的腐败也与他的放纵与鼓励紧紧相连。

仅仅从他藐视与蔑视法律的蛮横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也就是“山寨大王”的素质。中共曾经靠他打天下，却也最后认识到用他坐天下是万万不能的——可一旦有人可以稍微认真地“坐天下”，大家又要一哄而起地把“二王”“拉下马”——“马上得天下”为的是“马上治天下”，这无疑是“革命先辈们”的心病，治不了的。

盲从的人民，没有制度，没有地位，没有道德的人民，刚好与疯狂的领袖相匹配，完成了中国大地上的浩劫——自我浩劫，自我羞辱，自我作贱，其实没什么好“反思”的。这样的人民，以为自己的盲从与投入可以使自己与领袖更加亲近，殊不知，他们心目中的的神一般的领袖，却像在云端俯视他的疯狂人民——他漠然说道：这样的人群，即使世间没有神，也会被他们制造出来。

这样的人民，对于这样的领袖，就像是誌怪小说中的“撒豆成兵”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有任何一点怠慢，当即要被打成“破坏伟大战略的”反革命，一旦利用价值丧失，更会被送去接受“再教育”。这样的人民，只能是炼成“粉丝”基本材料，永远的单相思式的个人崇拜。

中国人民，如果需要任何一点值得反思，那就是对自己所处的政治制度的反思，对政治程序的反思，再加上对领袖人物的反思，和对自己政治盲从的反思。

有了这些基本建树，整个民族的素质才能提升，其余的都是空话。

（九）

文革再现

严格地说，文革不仅是历史现象，更有它的现实意义。

历史学家早就指出，文革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行为在“专政”形式下的“合理”继续。反AB团，肃反，整风，都只不过是有限范围中的政治运动，随着中共掌握国家命脉，它的政治行为必将扩大到国家范围。反右比起文革，又是小巫见大巫，可谁敢说大巫就到巅峰了呢？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政治就是它的生命，运动就是它的生命线。你可曾见过一个非政治的政治组织？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政治组织放弃它的生命？那不等同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吗？

再说，它的历史说明它的政治机能与组织系统的先天缺陷，它存在的本身为的只是它的追求，而不惜循暴力与破坏，行杀戮与迫害。再进一步，它更是一个军事暴力组织，在政治的死胡同处，在挟国家而令人民的生杀取予独裁中，没有人可以设想它不会动用政治的继续——它有那个道德水准吗？

中国的实质问题在于，在三十年的国家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之后，资本主义经营的通病，开始在中国“发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根据马克思的教导，人们可以轻易地判断中国下三十年的走向。相比之下，文革已经若即若离地现身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从来没有彻底绝缘，即使大规模真正再现，也只是中共政治大局里的小菜一碟，起码用不着什么大惊小怪。

（十）

出局顺序

“五一六”的历史值得借鉴。从“五一六”中共就开始“抛出”各式各样的“运动员”，以显示它的斗争锋芒。从“彭罗陆杨”到“陆平彭佩云”，到各地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到全国各地的冤魂野鬼，无不是如此这般地被抛下动物园中虎山狼群似的“人民群众”中，以刺激他们的狼子血腥，挑起更野蛮的斗争浪潮。如今的“抛出”模式，几乎与当年文革中的手法如出一辙——说明党内权力斗争的白热化程度，已经达到大革命的燃点。

“五一六”半个世纪之后，中共的党内权力争斗水平基本上未见提高——主要是一如既往的无法无天。或许是他们不能容忍他们的对手与他们一样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年的彭真等人不也是企图打出“学术讨论目前人人平等”的旗号，以对抗和化解毛的文化革命的风浪。他们的“真”学术讨论，哪里是毛的伪文化革命的对手？一上来就被打得个落花流水。

“五一六”半个世纪之后，中共的党内权力争斗的决定因素也没有发生变迁，仍然是权力至上，权力致胜——何况比起老毛的“太上皇”角色，我们的“今上”可是完完全全的“九五之尊”，“三权归一”，加之“东西两厂”的“奉旨办案”，怎么能不摧枯拉朽？

“五一六”半个世纪之后，中共的党内权力角逐还是与他们的上一代目标一致，“马上得天下，还须马上治天下”。军功贵族恋栈贪权尸位素餐，只不过，化作二代二世，把革命进行到底。

权力格斗出局者日渐蜂拥，只是胜利者的凯旋门也日趋渐远——每天庆祝着胜利的王者，他如何能理解历史的出口，对手的出局？他在期盼着哪一位自行出逝？

是的，必须看到，当年“五一六”文件祭起的文化伪革命，已经被它的主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胜利，宣告“全面胜利”。可也正是那位伟大的“胜者”，却独一无二地沦落为历史上伟大的文化伪革命的最大输家——即使他程序上是最后出局，可是，在各地诸侯卷土重来之时，他不但是唯一的缺席者，而且是唯一的缺席被告，被“缺席地”钉上伪革命的耻辱柱。

五十年后，中国城头，大王旗飘——“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替山大王拟《垓上歌》

山拔腐兮权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媛兮媛兮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