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謀維基——讀基辛格《論中國》

（三十三）六四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顯露出來的共同弊病，是所謂“先進的生產關係”無法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不但暴露了理論的致命缺陷，而且，不實行變革，就必將在歷史的死胡同底碰壁而亡。

中蘇和解，是一對難兄難弟的“回頭是岸”的共同醒悟的結果——他們之間的分歧，原來在於誰手中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衣缽，現在，二者都把它視為燙手山芋，急於出手而後快。

1989年5月份，戈爾巴喬夫訪華。鄧講的八個字，結束過往，開闢未來。使得兩國關係——實際上是兩黨關係——正常化，從此得到恢復。

如果沒有別的變故，世界的風水已經朝着共產主義國際運動重新整合，一致對外，共同消滅帝國主義的大方向發展。

誰會料想得到，胡耀邦會在這當兒斐然去世。我們剛看到，毛的去世，給中國一個命運的轉機，可沒有人那時就能看到，胡的去世，會給全世界以一個命運的轉機。

八九六四的北京學生運動，因胡的追悼而風起雲湧，因戈爾巴喬夫的“祝福”而邁上世界舞台。從此後，中美之間橫加一“人權”大牌，剛剛起旺的共產主義風水從此一路轉衰，北京政權一時間成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六四，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正面衝突，起源於學生遵循毛的教導要“關心國家大事”，應用毛倡導的“四大自由”，以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這正是毛在幾十年諄諄教導的結果。而鄧則遵循毛的核心利益，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

毛的思想作風，自我衝突在天安門廣場。正如基辛格所引用的那贊的描述：“The two sides shared many goals and much common language”。

正因為戈訪華的歷史事件，世界媒體群集北京，見識和記錄了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六四大屠殺。

蘇聯當然唯恐避之不及。而美國，雖然見得民主的要求符合歷史的潮流，但正逢兩個共產大國中的重歸於好的三角關係的微妙時機，布什政府不會過分得罪中國而把中國推向蘇聯，尤其是二者剛剛完成關係正常化。他寧可中國的政治改革退後一步，也不願意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戰略夥計”。

基辛格為布什的人權雙重標準百般辯護，他不認為布什在用價值本身在做外交“交易”。他說：“民主價值觀和人權是美國本身信念的核心。但是”——就跟中國人常用的但是一樣——“如果使用的手段超過了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國際框架或關係容許的範圍，則必須做出選擇”——美國的missionary為了它的“國家安全”在“一個民主的中國”的遠景和當前國際力量對比的partner之間，選擇了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