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途人——避祸与勇为，道义与审判——或曰“对于冷漠的冷漠”

广东佛山的小悦悦遇祸身亡，给神州大地带来无限悲伤与困惑。一条生命，两个肇祸司机，十八个见死不救的“途人”，还有一位热心肠的拾荒阿姨，见证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见证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

这就是“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内涵？可能确实如此。

观察这么多天来，媒体对于此事的表现，除了谴责两个肇祸司机的违法行为之外，多数属于道德层面的讨论，比如谴责两个司机的野蛮与无视生命，表扬拾荒阿姨的见义勇为与古道热肠，更多的评论是指责与批评“佛山十八途人”的冷漠与麻木。

其实，大多数评论错怪了中国，错怪了中国人。

不管是就事论事，还是就人论人，冷漠，从鲁迅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中国人的本质，或者说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质。从鲁迅到今天，我们只能说，谴责与指责冷漠是无用的，是改变不了人性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冷漠与热心的比率是十八比一，大于百分之五，就可以知道，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中国的心理组成是符合正常比率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想想看，鲁迅看到的纪录片，表现的是中国人在围观日本人刑杀一个被指责为间谍的中国同胞，而那些围观的人们，面无表情，十分冷漠。鲁迅就心理马上不平衡，认为他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改造中国人的人性。鲁迅见到的冷漠，在那个特定的画面上，可以说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接近百分之百。从百分之百到小于百分之八十，应该说是进步，应该表扬，而不是集中放大中国人的心理阴暗面。

第一，我们谈“避祸与勇为”。可以说，“避祸”与“趋利”一样，是人性，以至于动物条件反射的本能，原是无可指责的。反倒是“勇为”，才是人类的异数，是大家与媒体应该多做表扬的。“扬善”，是所有宗教与道德的核心价值。在善与恶之间，冷漠只是其中的广漠的灰色地带，只能算作基本背景。

宗教与道德，都不能从人的心底删去冷漠，任何道德取向，只能说“不做恶”，与“多行善”，把人向好的方向指引。冷漠，正好在这两者之间，属于“惰性”，同时具有“行为惰性”与“道德惰性”的属性。对此，道德应当发挥激发的作用，而不是指责。

从鲁迅的一生，也可以看出，他在怒其不争，忿其不为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指责有用吗？表扬“见义勇为”的“扬善”，才是媒体应该把握的方向。

第二，“道义与审判"，众怒有意义吗？又有用吗？发表指责就表示本身的道德水准在那百分之八十以上吗？记得有一段故事中，基督说，“你们之中，有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可以向这个女人投石惩罚”，那些原先义愤盈盈的围观者，于是一一散去。

可惜的是，人在善方面的沟通寥寥可数，而在恶方面的底气，却是趋于一致的。

尤其是那“十八途人”中，几乎有一半是驾驶摩托车的——即使是你，驾车通过，你也不敢下车，甚至停车，因为你将面临说不清而被卷入的法律纠纷——南京的彭宇案，就是前车之鉴。

鲁迅见到的围观，我们自己见到的对于“天安门母亲”的冷漠，不都是中国人在生命面前，在自己的同胞的生命面前，的集体的“避祸趋利”的表演吗？大家与媒体怎么也如此冷漠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