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殤廿二(六)——為什麼中國會有越來越廣泛的維權行為 六四是以青年學生為代表和主要力量的一次國家級的維權行為,也就是公民對國家利益決策行為的自發參與的初級要求。屠殺制止了民間的思維的自由發展,也扼殺了公民權力本身。 1989年六四截止的學生運動,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非暴亂的,這一點,連屠殺它的劊子手都不得不承認。學生所要求的,說到底,也只是建立“對話”機制,而這種機制屬於現代政治中,本身缺乏意願代表(less represented)但是為數眾多的弱勢群體的一種“collective bargain ”的促進社會和平變革的一條渠道。 ZF不能容忍任何人意圖與他平等交流的願望,即使是和平的,因為他要的是獨霸社會資源,獨享社會財富。 缺乏總體的“collective bargain”,導致中國境內的維權行為,就只能是局部的小範圍的,“體制內現有矛盾解決渠道”,那就是“個案上訪”。基於它的普遍性,多發性,和各地在北京的公開的高調的針鋒相對的“劫訪”,我們看到的是ZF與它所統治的民眾的矛盾,正在一步步深化,擴大化——即使面對嚴酷的殘酷的暴力鎮壓和處罰。 零八憲章,代表新一輪的“collective bargain”型的對改革的呼喚。引發了無數的監禁和一個諾貝爾和平獎,點綴了現代但不先進的中國大地。 中國的國家機器所堅持的利益,越來越與民間的實際利益脫節,更可怕的是,它刻意錯過原來可以達成的社會和平轉型的機遇。 它在封鎖與壓制民間利益的同時,在期盼什麼?民意的徹底壓制,還是突發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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