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搭顺风车”到“争霸老大”看“古稀大限”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祭奠之四
题示:当中国新登九五之尊的习大大的“厉害了,我的国”和“中国制造2025”的登基宏图与美国新任总统川普的“MAGA =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基本国策迎头相撞,中美贸易战节节升级,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关键环节,大有“羞习帝德陷阱”新老两霸争雄的历史故节重现之势。从去年川普与习近平在阿根廷G20峰会的会谈到本月底的日本G20峰会,习大大在川普的强大攻势面前,一步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实在是差强一尊。而从历史的回顾来看,这不过是中国在近几百年来在极端自卑与极端自大两极中的回荡过程的自然持续。若与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放在一起,我们又能看出习大大为什么一定要逆时代潮流而反动。
中国的历史给我们的仅仅是“回光返照”——我们能够找得到的自豪,往往只在历史的文献中,而且越自豪的越久远,所以我们才有不遗余力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刻意追寻我们逝去的伟大,光大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们,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阿Q群体:我们的祖先比你们的久远伟大,我们的祖上曾经富过,GDP占世界第一多少个世纪云云。也只有全国“最大的小学生”才敢于站出来MCGA = Make China Great Again。 他不知道的是,中国不但是与开放型的“蓝色文明”相对立的封闭型的“黄色文明”,而且在自我幽禁的封闭不断被落后的生产形态所击败而陷于外族的奴役地位之后,又最后被先进生产形态的全球化浪潮所最终击溃,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处境。中华民族在当今的世界,可有两比:一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二是为了后起逆袭,到处寻搭顺风车。 从晚清时起,中国在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夹缝中求生,无能也无力实行自力更生,唯一的追求自身利益的途径只能是搭顺风车。这一点,对于满清朝廷是如此,比如借日本的军力驱逐沙俄在东北的势力,这无异于引虎驱狼;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民族也是如此,只是在甲午战争极大削弱清廷力量的顺风车上,才得以在辛亥革命中逼退清廷,把原来的“驱除鞑虏”变成“五族共和”。 所谓的“五四运动”的起因,也是北洋政府参加协约国,但是只派出数万劳工,几乎是现代的劳务输出,外包工程的翻版,就想搭协约国胜利的顺风车,夺回战败国德国在华利益。不料顺风车没能如愿搭上,方有发怒的学生走上长安街的运动。 当今独裁专制的共产党,也是搭上俄国苏维埃胜利的顺风车,才有“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的欢呼。中间夹住的孙中山更是四方寻求顺风车,最后慌不择路地投到苏俄门下,方有“联俄,联共,扶助農工”的夹生饭。 再后来的抗日战争,更是搭了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引来美国参战的大顺风车,才能大家一起“下山摘桃子”。 即使是国共内战,也是一方有苏俄顺风车,一方失宠丢了英美顺风车所产生的顺风车不对称的产物。 还有什么不是顺风车的? 尼克松访华,邓小平访美,西风浩荡,天安门屠城后的最惠国待遇,送上门的顺风车一直搭到搭厌烦,要想自己来出出风头。 如果说习近平“不忘初心”,那只是夸大其先人搭苏俄顺风车的“初心”,岂不等于变相承认自己在搭后来的美国顺风车,违背了原来的“初心”——不论什么“初心”“终心”,大不了是看准风头选边站的变色龙的看家本事。 看准风头,搭对顺风车,再加上中国人的精明能干,少不得搭得顺风水起,六六大顺,于是有了“自信大翻盘”,从极端的自卑一下子到了极端的自信,一心想的就是怎样成为全世界的龙头老大。 老毛挑战苏俄,习大大挑战美国,莫不是出于此道,中国人的九阴真经。 当年老毛单挑苏俄,自不量力只赢得仓皇北顾,一头栽入尼克松的美国核保护伞。而今天,习大大挑战美国,一样赢得仓皇北顾,一心想栽入俄国普京的怀抱,可惜俄国人吃过中国人变色龙的亏,没有张开俄罗斯的广阔胸怀——使得北京不知道怎样从“抗美援朝”的嘴脸回归“中美友好”的老调子,实实在在的尴尬,尴尬到完完全全地丧失“自信心”。 如果说习大大曾经大言不惭地号称“几个自信”,他实际上唯一的自信,只能说是“血统自信”,与阿Q没什么两样。 搭顺风车搭出“自信”,大概只有变色龙能做得到,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应变”能力,而不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和坚韧性。极端“自信”而导致出台的“千人计划”就是这种“应变”能力的自然发展——你的任何创新,我都可以“顺”到——不搭你更搭何人? 一种内在的矛盾已经深深地嵌入从毛到习的“顺风车挑战”革命实践——浮躁型的素质缺乏创造力和坚韧性——搭顺风车,必然只能是随风者,跟风者,下风者,而不可能是顶风而上的开创者,建树者。 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独立的理论得以达到“理论自信”吗?没有。所谓的“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等等,能有任何一点“含金量”吗?没有。所谓的“厉害国”,有什么独创的科学技术尖端可以引领国际潮流?没有。有什么核心技术达到自成自立?没有。更加致命的弱点在于电子产品没有芯片,大飞机没有发动机,却豪情万丈地具有“争霸”龙头老大的一厢情愿。 难道当年老毛不是如此叫板苏俄?难道今天的习大大不是如此挑战国际资本主义? 其实,最令中国党人失望的,是他们的“初心”,他们的“自信”都是建立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基础之上。而那种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只能有七十年的大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稀大限”。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纯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而得出的一种对立形态,一种虚构的空想的社会形态,自以为完美理想,可以克服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而立于不败之地。而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实践中,马克思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产生的矛盾,比起马克思所鄙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加深刻而复杂——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历史,由于其自身漫漫演变中自然发生的自我调节功能,已经成为与马克思当年面对的极大程度不同的社会形态,虽然不理想,不完美,但是仍在evolution中迁延变化,正未有穷期。而社会主义还在其“初级阶段”就已经发展出不可克服的种种内在矛盾,而这种社会形态如此僵化,缺乏任何因应变化自我调整的机能,以至于除过最初的暴力革命风暴期,接下来的一切时间,它都在与自身的不可治愈的弊病的煎熬中度日如年,而最终消损而憔悴,逃不出“壁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的悲惨命运。 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就是对暴力革命建树期的正确描述,但是他没法为他的胜利开出秦始皇一样的“一世,二世......以至万世”的保票。 马克思列宁之后,许多人已经开始象马克思本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分析“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社会——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就像是一个“无解”的数学题,甚至没有人能象马克思一样,找出一种纯理性的对立形态,哪怕是空想的理想的——因为它的原型本身就是理想的空 虚的空想的——结论:社会主义的魅力全部集中在暴力破坏的激情阶段,其后任何的建树都是自相矛盾的,暴力,自戕必然充斥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时期,自戕的最终结局就是这种社会形态的自然终结。 从所谓的“阿芙乐尔一声炮响”到超级强国苏联的寿终正寝,揭示了这种“古稀大限”的残酷事实。而中国的1919年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屠城,也是严酷的古稀更年。曾经的落后的旧中国社会可以容纳容忍年轻学生的社会诉求,而七十年以后的那个号称是理想的完美的共产独裁社会,视年轻的学生为自己的死敌,必先立地绞杀而后快——这难道就是七十年前的学生运动所追求的宿命吗? 从七十年前的学生运动要求“内惩国贼”,到七十年后“賊国惩内”杀戮学生,七十年,似乎冥冥中宣告“大限已至”的不可逾越的预言。而今年,又正好是某“开国大典”的七十年大限,也正好到了搭惯顺风车的同志们骤然“失风”的严峻时刻——习大大因循旧例,前去莫斯科打探“新风头”的努力失败之后,顺风车与变色龙的黔驴之技正在枯竭期。 说不定习大大的某种自信,会让他借自己的身风,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羞习帝德陷阱”,绝地逢生,那才是天才的造化之功。
后记:五四运动百年之余,六四屠杀的三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它自己创造的“一国两制”试验田——香港,深深地陷入对付学生运动的“零和”式的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继续暴力自戕的死路一条:真是古稀大限,在命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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