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伪器：铩羽偃旗再投名

——“庆父百年”大祭之六

看明白了，当今世界上，只有两个中国人可以再造中共。一个当然是习，他已经在中共的屁股上打上他个人，“习”，或者习家族，“羽”，的历史烙印。另一个人，与习的烙法相反，但是却比习更加有效地，再造ZG——从七月一日的庆典就可以最明显地看出。

他的名字，你可能已经猜出，叫余茂春。

七月一日，按理说，是中国GCD的生日，应该是党的活动，是党的仪式——即使ZG是地地道道的帝党，它可以是帝，同时是党，但是，它不是国。国与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概念，具有各自独有的政治生态。但是，你看习G的党的庆典几乎完全是按照“国庆”的架势来进行——其中把“党旗”换为“国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你还可以说，那里只有一根旗杆，只能升一面旗，要临时再加一根旗杆，似乎从四九年至今还没有过先例，可是把“党歌”换成“国歌”，那简直可以叫做“数典忘祖”——以往党的会议关起门来开，唱的歌只能是《国际歌》，那可是GCD祖传的经典之经典呀。

奇葩吧？党的庆典竟然全程没有党旗，缺席党歌，一应语言文字竟然极力避免提及GCD的“共产”二字。是谁，令ZG一改党规，“弃党化国”的“再造再生”？此一番处心积虑的变色，变换大王旗式地自我偃旗息鼓，自罚式地变换经之典，典之经，说明他们内心深处对自身处境多么心惊胆战，说明他们对余先生的精辟的历史论断多么敬若神明——只因为余先生提倡“第二个脱钩”。

我们都知道，西方世界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一个脱钩”那就是一变以前的与ZG“接触”的政策为“脱钩”，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全方位对ZG“禁运”。而这“第二个脱钩”就是把中国人民与ZG彻底脱钩——也就是说，把ZG的外皮Z揭去，露出它G的实质——中国人民是中国的主体，没有与GCD的天然联系。

GCD现在是附在中国人民头顶的一根毛，余先生说，那是附上去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分离的。蓬配奥的国务院已经如此训令，当今的拜登ZF也已经在萧规曹随。

习在死乞白赖地极力证明“我们是长上去的，不是附上去的”——你看，我们升的是国旗，我们唱的是国歌，我们是ZG，是中国的G，中国是中共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所以，根据“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法律隶属，中国人民是ZG不可分割的神圣“领民”。

中国国情与世界其他各国不同处在于，中国的皇权“自授”——“枪杆子里出政权”，然后“领土”而治“领民”而牧。其他非“自授”的各国，则属于权力“民授”，这是他们的法理基本，也是他们的政权合法性的“民授来源”——更是余先生提出“第二个脱钩”的合法缘由。

为避免“被脱钩”，习打定主意，宁“为主义隐”，甘“与瓦全”——把中国GCD定义为“中华复兴党”。在此之前习近平业已将ZG的命运“分段化”，两个“一百年”。第一个百年，是官方的中国GCD“寿终正寝”，正如毛孙的祝寿词所衷心祝愿：“祝党长命百岁”——而习主导的第二个百年，就是“中华复兴党”的百年开端。

按说习的两个百年比毛孙已经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但是比起他的精神楷模秦始皇的万世基业可小器多了——他的宣示表明的是，“我要作那个百年接替中间的门樞，尤其是那个第二个百年的开创者”。以此他要赢得那个与毛并驾齐驱的“百年开门始祖”。小器的大野心。

可他为什么要作这个自铩羽型的自偃旗被息鼓的“二开凶门的始祖大仙”呢？

我们只能说，情势所迫，他已经被余先生的道法破了他曾经在十九大上的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共产初心所激发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光宗耀祖的如意算盘所钩织的壮丽“愿景”。

我们又可以说，习的演述词是他对余先生，以及通过余先生对MG的低声下气的“投名状”，也就是ZG对MG的第二张投名状——“小的不敢”，不敢心存不轨，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看我，不是已经公开阉割共产主义，把GCD的宗旨“修正降格”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了吗？

可惜的是，即使是大国的小器，也仍旧是小器，小到连朝鲜的金三胖都鄙夷三分——那投名状有重复递交的吗？韬光养晦一旦露馅，能重新再缩回去吗？

正如犀利的时评家所指出，七月一日的北京，把喜宴办成了丧事——习近平连正式誓师的机会都没有，就惨遭“出师未捷身先死，屋漏偏逢连夜雨”，自己的“小器”令“大计”胎死腹中的终极出殡。

病根：余氏催化剂加习式加速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