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兵變是紅朝“安史之亂”，習近平鴕鳥式反腐剪腳指甲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祭奠之二

打從一九四九年紅朝初立起，刀光血災就從來沒有消停，它們隨着“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暴戾之路，侵淫着中國歷史的每一刻時分。

只是到了四十年後的一九八九年，大規模的中國內戰，才真正在紅朝皇契的“武運長久”的長生命符上刻下致命的疤痕。

集團軍建制的“皇軍”，坦克機槍齊全的十八般兵器，國之兇器，施予國人——在所謂的“共和國”首都發動二十世紀中國最後王朝的內亂內變內戰，真正把刀光血災加諸自身，把它一貫的“自作孽，不可活”的全武行推高到一個不可逆轉的新階段。

那就是我們所說的——六四兵變就是紅朝“安史之亂”。

1300年前的安史之亂，唐朝的“國軍”殺向自己王朝的首都，導致盛唐盛極而衰的不歸路。你可以說安史之亂不是唐朝的國軍，而是叛軍。但是，這支叛軍，不過是一支叛變的國軍，它決不是一支農民起義軍，也不是一支外敵入侵。國軍襲國，才是安史之亂的實質。

國之兇器，施之於國，國家的命運，顯露凶象——刀光血災，人命關天。六四的兇器凶象，就是紅朝命運衰敗的亡國之音的交響大奏。

八九六四，既不是舊時代的禍起宦官篡政，也不是唐朝的外戚專權，可它確確實實是新王朝的禍起蕭牆——再確實一步，它是地地道道的禍起宮牆：既不是宦官，也不是外戚，而是貨真價實的“皇親國戚”，我們紅朝的紅色接班人——太子黨們。

太子們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新時代經濟轉型大潮中，占儘先機，首先“贏局在起跑線上”，細節操作自然是近朱者赤，近權者污，借力使力，捷足先登——近水樓台先得月，怎一個“爽”字可盡書天來之愜！

如果他們到手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以至於第N桶金，全是他們自己的衙內財富，全社會也不會“眼紅”，可是“官倒”們舉手之勞，把國家的財富轉眼間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那可是侵吞全社會的公共資源，是經濟犯罪。

按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共產政策，本質上是與共產主義的“初心”絕對矛盾，可那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幾十年後走投無路，改弦更張的無奈之舉，它，在自己咽下氣息奄奄的最後一口氣前的求生下策，絕地求生，初不初心，顧不得那麼多了。

可是其餘那些“體制中人”——不是太子黨，拿不到“批條”的同志們，尤其是剛剛一隻腳踏入體制門檻的大學生們，還在做着“紅色江山萬年長”的春夢，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避免“大家拿”的侵蝕，那麼社會主義公有制還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上下之間，“棄船”與“固船”兩種對於現代中國命運的不同解讀，是八九六四潮來潮去的根本分歧所在。

體制內的意見分歧之嚴重，到了當家人，老掌舵，橫下一條心，要動家法的大刑伺候！

那麼，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國軍”，到底是不是“叛軍”？

可以說“不是”，因為有“中央軍委”的調兵令，而且各路諸侯並不是“殺入京城，奪他鳥位”，一句話，他們是“勤王”，而不是“犯上作亂”。

但是，也可以說“是”，因為國家軍隊的職責是抵禦外敵，而不是用國家暴力對付自己國家的人民。就是在調兵的程序上，也存在漏洞。近在京畿的三十八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將軍，就認為中央軍委命令手續不全，而拒絕執行命令。

“叛與非叛”，不是一句兒戲，“國軍”在分裂中，國家在分裂中。

所以，當人們說“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經典判斷時，八九六四的暴力於民，作為反人民，反公民，反民意的“不反腐”風向標，已經註定了“亡國”的悲催結局，即使還迷茫在亡國的漫漫途中，一如唐朝年間的安史之亂之餘。

那麼三十年後，習近平大力反腐，就可以算是“繼承八九六四學生運動的遺志”了嗎？

不能。大力反腐，只能說，正是因為八九六四在“亡國與亡黨”的兩難中，亡國被作為唯一可行的選擇，共產黨的腐敗才會在權力的覆蓋下茁壯成長，持續發飆，一發不可收拾，不可抑制，才會有習近平的“打老虎也打蒼蠅”的反腐。

其實，對於一個已經是“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壞透了”的腐敗樣本，老虎和蒼蠅，都不能構成腐敗的機體，他們都只能是腐敗的虛影，或者說是“一具腐朽了的屍體散發的腐朽臭味”——除非你發力針對那具屍體，根除它的存在。

習近平只是在為那具屍體作最後的“殯儀整容”，說他在“剪腳指甲”，也不為過，因為他只是注重那些最邊邊角角的“小節”。

“大節”何在？習近平自己知道，要掌權，要專權，要集權，要極權——即使是極那具腐屍之權。

他的“初心”，他的“成就”，他的“定於一尊”，難道不是全在“大節”？

可惜，雕蟲小技，成全了他剪腳指甲的大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