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兵变是红朝“安史之乱”，习近平鸵鸟式反腐剪脚指甲

——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祭奠之二

打从一九四九年红朝初立起，刀光血灾就从来没有消停，它们随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戾之路，侵淫着中国历史的每一刻时分。

只是到了四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大规模的中国内战，才真正在红朝皇契的“武运长久”的长生命符上刻下致命的疤痕。

集团军建制的“皇军”，坦克机枪齐全的十八般兵器，国之凶器，施予国人——在所谓的“共和国”首都发动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王朝的内乱内变内战，真正把刀光血灾加诸自身，把它一贯的“自作孽，不可活”的全武行推高到一个不可逆转的新阶段。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六四兵变就是红朝“安史之乱”。

1300年前的安史之乱，唐朝的“国军”杀向自己王朝的首都，导致盛唐盛极而衰的不归路。你可以说安史之乱不是唐朝的国军，而是叛军。但是，这支叛军，不过是一支叛变的国军，它决不是一支农民起义军，也不是一支外敌入侵。国军袭国，才是安史之乱的实质。

国之凶器，施之于国，国家的命运，显露凶象——刀光血灾，人命关天。六四的凶器凶象，就是红朝命运衰败的亡国之音的交响大奏。

八九六四，既不是旧时代的祸起宦官篡政，也不是唐朝的外戚专权，可它确确实实是新王朝的祸起萧墙——再确实一步，它是地地道道的祸起宫墙：既不是宦官，也不是外戚，而是货真价实的“皇亲国戚”，我们红朝的红色接班人——太子党们。

太子们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时代经济转型大潮中，占尽先机，首先“赢局在起跑线上”，细节操作自然是近朱者赤，近权者污，借力使力，捷足先登——近水楼台先得月，怎一个“爽”字可尽书天来之惬！

如果他们到手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以至于第N桶金，全是他们自己的衙内财富，全社会也不会“眼红”，可是“官倒”们举手之劳，把国家的财富转眼间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可是侵吞全社会的公共资源，是经济犯罪。

按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共产政策，本质上是与共产主义的“初心”绝对矛盾，可那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后走投无路，改弦更张的无奈之举，它，在自己咽下气息奄奄的最后一口气前的求生下策，绝地求生，初不初心，顾不得那么多了。

可是其余那些“体制中人”——不是太子党，拿不到“批条”的同志们，尤其是刚刚一只脚踏入体制门槛的大学生们，还在做着“红色江山万年长”的春梦，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避免“大家拿”的侵蚀，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上下之间，“弃船”与“固船”两种对于现代中国命运的不同解读，是八九六四潮来潮去的根本分歧所在。

体制内的意见分歧之严重，到了当家人，老掌舵，横下一条心，要动家法的大刑伺候！

那么，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军”，到底是不是“叛军”？

可以说“不是”，因为有“中央军委”的调兵令，而且各路诸侯并不是“杀入京城，夺他鸟位”，一句话，他们是“勤王”，而不是“犯上作乱”。

但是，也可以说“是”，因为国家军队的职责是抵御外敌，而不是用国家暴力对付自己国家的人民。就是在调兵的程序上，也存在漏洞。近在京畿的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就认为中央军委命令手续不全，而拒绝执行命令。

“叛与非叛”，不是一句儿戏，“国军”在分裂中，国家在分裂中。

所以，当人们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经典判断时，八九六四的暴力于民，作为反人民，反公民，反民意的“不反腐”风向标，已经注定了“亡国”的悲催结局，即使还迷茫在亡国的漫漫途中，一如唐朝年间的安史之乱之余。

那么三十年后，习近平大力反腐，就可以算是“继承八九六四学生运动的遗志”了吗？

不能。大力反腐，只能说，正是因为八九六四在“亡国与亡党”的两难中，亡国被作为唯一可行的选择，共产党的腐败才会在权力的覆盖下茁壮成长，持续发飙，一发不可收拾，不可抑制，才会有习近平的“打老虎也打苍蝇”的反腐。

其实，对于一个已经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腐败样本，老虎和苍蝇，都不能构成腐败的机体，他们都只能是腐败的虛影，或者说是“一具腐朽了的尸体散发的腐朽臭味”——除非你发力针对那具尸体，根除它的存在。

习近平只是在为那具尸体作最后的“殡仪整容”，说他在“剪脚指甲”，也不为过，因为他只是注重那些最边边角角的“小节”。

“大节”何在？习近平自己知道，要掌权，要专权，要集权，要极权——即使是极那具腐尸之权。

他的“初心”，他的“成就”，他的“定于一尊”，难道不是全在“大节”？

可惜，雕虫小技，成全了他剪脚指甲的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