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之误

雨斤

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在周至县城南山上的仙游寺谈古论今。有感于当地民间流传的五十年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王质夫便提议大家应该写下当时讨论的感想。于是，陈鸿写下了《长恨歌传》，而白居易则写下了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长恨歌》在白居易还在世时，就已经广为流传于社会各阶层。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中，就曾记载《长恨歌》广为流传的状况。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的《吊白居易》诗里也有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句子，可见《长恨歌》在当时的流传极为广泛。

《长恨歌》对日本的文学也影响深远。日本平安时代的紫式部著《源氏物语》受到《长恨歌》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源氏物语》首帖《桐壶》受到《长恨歌》的影响最为明显。此外，日女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也明显受到《长恨歌》的影响。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然而，在中国却有人对白居易的《长恨歌》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存在谬误之处。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中，“第一章 长恨歌”论“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二句，就说白居易的时间和空间皆不能成立。

“七月七日”，方当夏日；陈公论曰，由“温泉祛寒去风之旨”可知，“玄宗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且遍检唐代史料，皆无“玄宗夏日临幸骊山之事”，故知玄宗与杨妃于骊山夜半私语，决无在“七月七日”之理。此此二句诗时间上不能成立者也。

陈先生引《唐会要》、《唐诗纪要》说明，按唐代宫殿仪制，“长生殿”乃“祀神”之“斋宫”，而李三郎与杨玉环夜半于此殿，“曲叙儿女私情”，“揆之事理，岂不可笑”？故此二句诗空间上不能成立者也。而“推其所以致误之由，盖因唐代寝殿习称‘长生殿’”。陈公并进而推论，白乐天“未入翰林”，故而“不谙国家典故，习于世俗，未及详察，遂致失言”。

事实上，早在宋代，就有人质疑此事。宋人范温的《潜溪诗眼》第二十八条“长恨歌用事之误”云：“白乐天《长恨歌》，工矣，而用事犹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长生殿乃斋戒之所，非私语地也。华清宫自有飞霜殿，乃寝殿也。当改长生为飞霜，则尽矣。”此条佐证材料，陈先生著中却未明引。似为不公！

陈、范所论，自然精确。然洒家以为，文学有虚构之权。诗人之语，不必为史家之文，所句句征实。白居易之所以写“七月七日”，乃因此为中华传统习俗之“七夕节”，牛郎织女，鹊桥仙会。明皇与贵妃此夕盟誓，正所谓“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殊不知，“七月七日夜半私语”，终究一语成谶！“春日酿成秋日雨，秋雨凝成冬日雪。”李、杨日后，正是牛郎织女的结局！彼则天河拆分，此则天人两隔！正所谓“天上人间，无缘相见”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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