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是十月一日的國殤，天安門廣場如喪考妣，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北京國民，不堪其擾，如廁也要填寫申請文件存檔備考——這一切都為的是一個大限臨頭的衰老體制，要為自己的即將耗盡的命數，再燼最後一撮香火，再注最後一撥雞血。

這就是本題所示，大限沖喜。這裡的“沖”字，可以回溯到老子時代，也可以從現代的“對沖基金”的命名中看出端詳。中共之所以要衝喜，是因為一個久病不愈的病人，單靠自己的體力，無法回天繼命，只好在自己體外尋求刺激入注，以挽回奄奄一息的絕魄。

在這個大方向上，可以重新譜寫中國的近代史，以至於現代史，和當代史——鴉片是一種興奮劑，但是鴉片戰爭是中國這個封閉體系的一次“大限沖喜”，雖然嚴格地說，應該是“被沖喜”。老毛的投入美國核保護傘，又是一次。而最大最徹底的一次，是鄧小平投名狀之後的忝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共產黨到西方世界的“改換門庭大混血大取血”式的“自沖喜”。

中國的“崛起”，確實是“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是改革開放的實質是這個持續數十年的外來激素注入的表象虛火。在激素刺激及維持下的激奮，就是中共的“喜”的因素。它的真正的內涵是什麼？就是我們業已闡明的“寄生經濟”。

川普的出現，意味着外來激素的cut off，人工起搏消竭——寄生經濟的末日來臨。

閱兵，無疑是一種另類沖喜——用寄生經濟以外的另一種激素來給虛空的靈魂再一次“充實”——用機械的年輕軍人的正步踢踏，給衰竭的老人政治披染一汁活力。

這些動作機械面目麻木的年輕人，之所以被稱為寄生兵，因為他們並不屬於一支“人民的軍隊”，絕不是“國家武裝力量”，他們都是GCD的私有財產——他們的存在與國家沒有絲毫關係。所以，他們的存在是寄生存在，是寄生在人民的血汗之軀上的寄生物。

當年希特勒閱兵是為了把戰火燃遍整個歐洲；斯大林紅場閱兵是為了馬上開赴前線。如果習特勒沒有充足的戰爭準備，而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大閱兵，只能是政治遊戲的一環，是面向國內的“威懾”“意淫”。在如此的國內外政治經濟軍事困境交加下的這樣的閱兵，除了作為一種不必要的泛軍事刺激，還不如一次虛恭。

一點不謙虛的習世凱，在經濟即將全面衰退的虛火勢頭上，只有虛恭的底功，或者功底。中國GCD從這個“偉大領袖”身上，還再能有什麼實利？

歷史的嚴酷告訴我們，權力會轉移——即使表面上可以用法律的條文固定在一群人的想象之中；時間會流逝——沒有人能讓已經覺醒的人們重新昏迷。只有那些靠沖喜度日的人，希圖用虛妄的“夢”，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