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得之間 ——思維問題重新提起

前面剛剛提出問題，（見《中國需要什麽樣的思維？》）馬上就意識到提法的錯誤。

這種提法似有前例。應該是一個世紀以前，五四時代的青年提出問題，發出吼聲的提法和態度。那時候同一問題的結果是，有人尋找馬列主義，有人追隨無政府主義，有人要念經，有人要復孔，忙得不亦樂乎。

為什厶能把一個世紀以前的舊問題重新提出，我覺得首先要深刻自我反省。

提出問題的角度，反映的是對現實的基本評估。我提出問題，反映了我的基本認識，即——中國需要一種新的思維。為什厶？因為從這一百年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思維，作為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基本主線，對社會生活的極大的，幾乎是決定性的定格作用。

由此，我們的思維被引導，形成這樣的想法：好的先進的社會，有賴於好的先進的的思維以及思維方式，不好的則相反。所以，我們會覺得“德”先生，“賽”先生怎厶不光顧中華，而偏惠夷狄。

為了彌補落後數百年的損失，抄近路，我們選擇了比“德”先生還德，比“賽”先生還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百年都看到了，馬列主義也不盡靈光。

於是我們再次提問。——是不是一個問題的第二次提出，屬於絕對的悲劇，出於絕對的悲情，源於絕對的絕望？

絕對的絕望，也就是希望，希望所在。

如果說，第一次提出時，我們就像一個撿破爛的，是個玩意我們都會中意上眼，那麼，第二次提出時，我們就應該像一個清潔工，是破爛的，全把它扔掉。

這一說法的基本思想，是辯證法。

其實，如果第一次就如此立論，中國會好過得多。依我所見，一切systems，establishment，institution，一旦established，就受到辯證法的詛咒，因為這些既定的思維和他們的思維方式，會像緊箍咒一樣地反過來約束那些建立和信仰他們的人。

孔孟之道，偉大不偉大？偉大。反動不反動？反動。為什厶？先後的區別。馬列主義，我肯定它，也揚棄它，也是一樣。

從中國的實例看，一百年前，有一個人是清醒的。那就是胡適先生。他的至理名言是：“少談點主義，多想點問題”。可只是在一百年的多災多難以後，我們才理解他的見地。悲劇在於，一切主義，都已經是辯證法的棄兒，只有國人才覺得他們新鮮可愛。

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是，“中國不需要哪些舊的既定思維？”

這個問題的迫切性在於，我們已經看到，如果一種思維放棄對農業的鉗制，中國的農民，就不再飢餓；同一種思維，放棄對工業的管理，我們的年度鋼產量，就可以突飛猛進；同一種思維，放棄八個樣板戲的指導地位，我們的文藝才復活過來。

我們是不是還有“放棄”的餘地，復活的前景，突飛猛進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