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頭變幻大王旗 ——文化偽革命五十年祭
“五·一六”文件五十周年來臨之際,官方與民間的態度天壤之別。官方表面上是縮頭烏龜,禁止任何風吹草動,但卻搶先舉行大張旗鼓的“社會主義價值教育”紅歌大會,無非是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不管是誰舉的什麼旗,誰挖的什麼坑,只要官家有慶典,我們可以斷定,必定是偽慶祝無疑。
(一) 偽革命和偽慶祝 革命,在中國曾經是一個光輝的字眼,因為它代表了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變革自身命運的嚴酷期盼。不幸的是,任何有真實意義的革命,一到中國地界,一到中國人手中,就馬上被“山寨化”,成為偽革命。
辛亥革命是革命嗎?是,至少它企圖打斷封建帝制在中國的龍脈。但是,中國的龍脈危機,反倒激發了千千萬萬“龍的傳人”的“上位”美夢——時至今日,中國仍舊是一個“人治”國家。所以,辛亥革命,說到頭,是一場偽革命。 土地革命,即中共領導的共產革命,是革命嗎?是,至少它觸動了中國數千年來的經濟制度。但是,土地革命激發的農民運動,成為政治家們改朝換代的御用工具,而今天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工友農友們”——他們的政治地位與經濟狀況與革命前又有什麼根本區別?所以,土地革命在中國,僅僅是一場鬧劇。 那麼,文化大革命是革命嗎?是,至少它“革”了“文化”的命,嚴重破壞中國的傳統文明。但是,“文化”是這場革命的真實目的嗎?不是。所以,從名不副實這一點出發,它是偽革命,起碼是偽“文化革命”,或者說是偽文化的革命。 那麼,文化革命的實質何在?在於中國歷史的本色本質:城頭變幻大王旗,具體來說,就是國家政權的非程序變換。 “五·一六”文件,是一場偽革命的宣言,是一場億萬人被脅迫捲入的大動亂大摧殘大迫害,有沒有必要來慶祝?官方面臨兩難——所以,有北京的偽慶祝。 (二) 大王旗與二王旗 城頭變幻大王旗,妙在一個“幻”。如果是簡單的“城頭變換大王旗”,那與中國幾千年來的王朝更替能有什麼差別? 可一般老百姓,中國的文盲級的老百姓,只是在表面上觀察了這一場偽革命。他們天真地以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城頭變幻二王旗”的偽革命——難道劉林不都只是“王儲”,作為“接班人”的“二王”嗎? 如果說中國在這最後的六十年間有過任何真正意義的革命,那偏偏是“城頭未幻大王旗”的非換旗革命,或者說,幻革命——劉取代毛的宮廷政變。 問君曾見二王旗?我們所說的“二王”,是“天可二日”的“非中國特色”:毛的官方照,有一天,被與劉的官方照並排發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革命成功的見證,或者說,劉挑戰中國封建傳統的凱歌。 集體領導,是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化以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進步的)時髦名詞。中共對抗赫魯曉夫的異動,一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沒承料想,還沒等到頭牌革命領袖壽終正寢,中國的赫魯曉夫就作了“秘密報告”——七千人大會,算不算“秘密”呢? 這就是為什麼劉少奇要被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他不是那個將來時對毛“身後”砍旗的“革命的叛徒”,而是面對面地干,“豁得一身剮,敢把(毛)皇帝拉下馬”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接班人”——他已經上位,已經接班。 (三) 資本主義復辟與封建主義復辟 文化偽革命的官方的目的,是所謂的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可實質上,它的既定目的恰恰是比資本主義復辟更可惡更反動的封建主義復辟。即使單從這一點入手,我們也可以斷言,文化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偽革命。 說實在的,資本主義從來沒在中國建立自己的王朝,也無所謂復辟之說。資本主義是否定封建主義 “一元化政治”的主要歷史力量。封建主義,曾經在中國的大地上,不厭其煩地周期循環,是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主要絆腳石。中國革命的首要敵人,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封建主義。不徹底推翻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中國是無法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還更別提所謂的社會主義及其小康階段。 從歷史的觀點看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一句空話,更確切地說,是一句謊言。中國有足夠的資本,有足夠的無產階級,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嗎?沒有。那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是什麼階級的革命?這才是那場偽革命的真正要害所在。 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搞笑的一環,是“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可是貫穿整個偽革命,有誰說明白過什麼是資產階級法權?而不必點透的倒是溢滿在中國大地的封建階級法權——權大於法,才是完完全全的封建制度的精華。 在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要建立的是自己的法權,排斥的是封建主義的王權,資產階級的法律與法理,是理性的引申,是社會的進步,那些東西雖然沒有什麼新意,但是從百讀《資治通鑑》的咀嚼中想得到比那更先進的東西,卻註定是匪夷所思。 在未幻的大王旗幟上,大王,就像是撲克牌中的JOKER,排序仍在上上——應該讀作“太上”——尊崇至極的虛名之下,是“打入冷宮”的冷酷現實。“失辟”,才會激起千倍萬倍的“復辟熱情”。 中國不能進步,就是因為永遠有符合於中國國情的皇帝及“太上皇”們,夢寐以求着復辟。 (四) 奉旨造反與小拇指遊戲 奉旨造反是文化偽革命的奇觀之一,也是所謂的“老革命遇見新問題”的新奇之一。老革命知道有一把刀子向自己戳來,可看不清是個什麼樣的刀,從什麼方向戳過來。可只要他一動手,他就一定犯忌。什麼叫“動輒得咎”?那就是,有人祭起咒語,呼風喚雨,“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就有無窮的“人民”奉旨造反——犯上而不犯上上,“人民”於是被定義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在上上與奉旨之間,則一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論你作什麼,怎樣做。 不知道劉少奇是小看了毛的黑道權術,還是高估了毛的惻隱之心?一直死到臨頭,他都不知道他原來是毛的革命對象,而且是唯一的革命對象。像他那樣不諳“國情”,中國也實在容不得他來作國家級領袖。 毛對劉:你值不得我動一根小拇指。 劉對毛:你就饒我回家種地去吧? 哪裡可能?那七千人大會的過節,就一風吹了?於是,劉少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黨主席的階下囚,繼而成為所謂的“現代化中國”二十世紀的“人彘”。同樣的發音,“人彘”是“人治”登峰造極式的歷史性的迴光返照,從中看得出“中國偽革命”的生理與心理畸形。 也有人會說,人彘起碼在規定的地點規定的時間還有生命,可比人彘下場更慘的,更有“親密戰友”的溫都爾汗。 (五) 權力超越法律 毛的名言:“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對自己違法的社會行為一清二楚,明知故犯。可是問題在於,一個個人,怎麼樣能達到超越法律的地步,怎麼樣能夠置國家法律於不顧,把國家命運作為自己的兒戲? 當人們說權力超越法律,那只能是指根本沒有法律的“叢林法則”地區。文化偽革命的發生和發展,剛好揭示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實。而從這樣的現實出發,僅在法律意義上存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只是一種障眼法。 過去我們說文化偽革命時,我們只有一個比較短暫的時間覆蓋,所以,人們得出的結論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膚淺地認為文化偽革命是一個個人行為。好不容易等到歷史帶走了我們可愛的慶父,人們以為法律可以劫後餘生,重新樹立自己的威嚴,而更加嚴酷的新現實告訴他們,中國的慶父不只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群體。這個集體超越法律,才是文化偽革命的真正弊端。 (六) 權力鬥爭與國家利益 中國的現代悲劇在於,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實際上並不存在——國家利益成為暴力集團的裹挾物,人民成為人質。 文化偽革命作為權力鬥爭的巔峰——國家利益,人民生活被置於政治家們玩忽職守的最末考量——教育被憑空中斷長達十年,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證。毛的一句名言: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雖然被引用指為與四人幫劃清界限,但實質上難道不是與全體中國人民劃清界限?至少我們有理由認為,他是與現在的“毛粉”們劃清界限——現代中國,毛的遺產就是毛粉們的“洪水滔天”。 其實,作為頭牌政治家,作為權力鬥爭的勝出者,作為一言九鼎的大獨裁者,又被粉親們推崇為“國家的偉大領袖”,他在世的有限精力,完全可以用來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政體,也就是說,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以符合國家的重大利益。可是,他想了嗎?他作了嗎? 他沒有,既沒有考慮方案,也沒有準備去執行。任何國家利益,對他,對他的身後,與洪水猛獸一樣毫無切膚關聯。 如果他真正地希望全中國人民“關心國家大事”,他可以以身作則,從自己作起,廢除“人治”的封建陋習,給人民不僅是“關心國家大事”,而且是“管理國家大事”的權力與保證。他願意嗎?他不願意。他對人民,對國家,冷若冰霜。 那些反鄧的毛粉,時至今日也沒想清楚,是毛所喜愛與堅持身體力行的獨裁制度,給了鄧“復辟資本主義”的最高權力。如果毛預見到“資本主義復辟”,為什麼他不能“設計”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資本主義復辟”的行政機構,政治制度,並且使之在他身前就成為現實,使得任何“中國的赫魯曉夫”不會得逞? 他的歷史局限在於,他的思想境界沒有那麼高尚——我們唯一的答案——他起碼沒有替他的粉親們作一設想,更沒有什麼“錦囊妙計”長傳天下。 再短線思維一下,即使他只為黨的狹隘利益,或者更短線思維一下,只為“緊跟高舉”的四人幫的利益,他是不是應該多留下制度性的建設?同樣,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他未曾愛過那個黨,那個幫,他甚至希望或者設想他們理該墮入洪水猛獸的萬世不劫之中。 那麼,又回到那個原罪性的問題:毛粉們愛毛,可是,毛愛粉親嗎?愛過嗎? (七) 真實文化偽革命推手 這裡有個問題似乎在所有“文革”研究文獻中不被提及,好像文化偽革命只是一個個人行為。實際上,毛粉與劉粉的集團對立,才是引導文化大革命發生與發展的根由。 鄧指責過某個人在文革中的作為,當然也稱讚此人在同一歷史事件的同樣作為,而使其進入文革的“發難族”清單。這個人,可以從正反兩方面影響文化偽革命,可以從近或遠調製文化偽革命——他,就是周恩來。其實,歷史可以證明,他支持與助長了,或者說,引導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他不是旁觀者。 甚至用“為虎作倀”四字,都不足以完全表達他的歷史地位——根據他生前的最後自述——他最終的痛心疾首,應該被作為研究中共黨史的重要文獻。 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資格,使得他的個人好惡,可以鑄就整個黨的成敗。如此說,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尤其是當他頻頻把個人意志凌駕在中共的組織方針之上——這樣的行為,這樣明目張胆的非程序操控,導致中共歷史悲劇,包括他個人自身悲劇。 據他的痛心自述,他不止一次地挽救了毛的領袖地位,也就是說,毛的神化是他的背離組織原則私下運作的產物。每一次毛被民主集中制的投票淘汰,都是他的私下串通,黑箱作業,使毛重新進入領導地位——可以說,毛的“戰無不勝”的“光輝歷史”實際上是artificial,周是他在黨內屢屢“轉敗為勝”的黑客。 周自以為可以“理性操控歷史”,很謙虛又通情達理地凌駕於黨的肌體之上——從這點看,他才是中共的“大當家”,比民主集中制還集中,只不過是以“修該民意”後的民主形式出現。 就是他,在毛與劉的對決中,保持了“天有二日”的“集體領導”局面——既不使毛慘敗,也不給劉完勝——是他,使得“城頭未幻大王旗”,從而開啟了毛“太上皇”“復辟”的蹊徑。 他的“平衡”手法的出發點,不是因為他喜歡毛,崇拜毛,而是因為他更不喜歡劉。 劉少奇,及其集團,在中共內部的權力構架中有天生的缺陷:他們是“文官”,而且是立足於“白區”的文官。中共在與國民黨軍事對峙時,確定與強調“兩條戰線的鬥爭”,即武裝鬥爭與“白區群眾鬥爭”相結合。但是,當武裝鬥爭即將勝利,白區馬上要變成“紅區”時,中共對一切“地下黨”的政治組織路線卻是: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缺乏最低信任。 只是沒有包括劉的全部班底。劉的主要高級幹部,又大部分屬於當年北平反省院登報自首的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此等歷史問題,要說無,即無,要說有,就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本身就是劉集團,與中共作為一個整體的,心腹大患。 軍事將領,馬上得天下,而白區文官,即將從以毛為首的非科學折騰派手中得到“治天下”的全權,這對前者的全體是一個巨大的心理打擊,令他們無法接受——記得林彪在同一問題上,有着同樣的傾向。 在國家利益與黨的派系利益的選擇中,周的選擇是個人好惡。而他得到的令他耿耿於懷的“報應”,只不過是國家利益受到劇創後的一點余影。 (八) 瘋狂的領袖與盲從的人民 這節小題,不是在說二次大戰時的德國吧?但起碼希特勒有一個夢,一個德國夢,而德國的大多數人民與他在一起。 希特勒失敗了,德國失敗了,德國的利益失敗了。有人說,希特勒是民選的國家領袖,所以,德國的失敗是民主的失敗。可以說這是對的,因為正是德國當時的民主,選擇了他上台。民主的失敗,並不在於選他上台,而在於任由他操控,喪失了把他選下台的機制——所以才有現在的選民們,對任何領袖希望以“特殊國情”操控民主程序的戒心。中國呢,離這一步還有萬里長征之遙。 毛是不是已經達到“瘋狂”的地步?雖然說他精於心計,長於權謀鬥爭,把他的同黨同僚把玩於掌心,沒有人可以根據他的進退確定他是否已經“瘋狂”。可是,一個人(加四人幫)挑戰全黨,挑戰黨紀國法,一個人操縱十幾億人民的命運,搞癱國家,搞砸經濟,只以自身的權力得失為重,“哪管死後洪水滔天”,就不再是“瘋狂”,而是“犯罪”——我們就不說“犯法”了,因為“朕即法律”他犯不上。 如果他但凡在偽革命中有丁點制度性的建設,有不使當今毛粉遺憾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給他高一些的歷史評價,起碼說他是一個政治家。 可從他所倡導的,看不出任何政治家的水平。比如說,“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大學解放軍”,可能只在漢語世界,算得上政治家語言。要論起真來,解放軍今天的腐敗也與他的放縱與鼓勵緊緊相連。 僅僅從他藐視與蔑視法律的蠻橫態度,就可以知道他也就是“山寨大王”的素質。中共曾經靠他打天下,卻也最後認識到用他坐天下是萬萬不能的——可一旦有人可以稍微認真地“坐天下”,大家又要一哄而起地把“二王”“拉下馬”——“馬上得天下”為的是“馬上治天下”,這無疑是“革命先輩們”的心病,治不了的。 盲從的人民,沒有制度,沒有地位,沒有道德的人民,剛好與瘋狂的領袖相匹配,完成了中國大地上的浩劫——自我浩劫,自我羞辱,自我作賤,其實沒什麼好“反思”的。這樣的人民,以為自己的盲從與投入可以使自己與領袖更加親近,殊不知,他們心目中的的神一般的領袖,卻像在雲端俯視他的瘋狂人民——他漠然說道:這樣的人群,即使世間沒有神,也會被他們製造出來。 這樣的人民,對於這樣的領袖,就像是誌怪小說中的“撒豆成兵”一樣,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如果有任何一點怠慢,當即要被打成“破壞偉大戰略的”反革命,一旦利用價值喪失,更會被送去接受“再教育”。這樣的人民,只能是煉成“粉絲”基本材料,永遠的單相思式的個人崇拜。 中國人民,如果需要任何一點值得反思,那就是對自己所處的政治制度的反思,對政治程序的反思,再加上對領袖人物的反思,和對自己政治盲從的反思。 有了這些基本建樹,整個民族的素質才能提升,其餘的都是空話。 (九) 文革再現 嚴格地說,文革不僅是歷史現象,更有它的現實意義。 歷史學家早就指出,文革不過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行為在“專政”形式下的“合理”繼續。反AB團,肅反,整風,都只不過是有限範圍中的政治運動,隨着中共掌握國家命脈,它的政治行為必將擴大到國家範圍。反右比起文革,又是小巫見大巫,可誰敢說大巫就到巔峰了呢?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政治就是它的生命,運動就是它的生命線。你可曾見過一個非政治的政治組織?你怎麼可以要求一個政治組織放棄它的生命?那不等同於“與虎謀皮”,“緣木求魚”嗎? 再說,它的歷史說明它的政治機能與組織系統的先天缺陷,它存在的本身為的只是它的追求,而不惜循暴力與破壞,行殺戮與迫害。再進一步,它更是一個軍事暴力組織,在政治的死胡同處,在挾國家而令人民的生殺取予獨裁中,沒有人可以設想它不會動用政治的繼續——它有那個道德水準嗎? 中國的實質問題在於,在三十年的國家經濟環境“相對寬鬆”之後,資本主義經營的通病,開始在中國“發跡”——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而軍事是政治的繼續——根據馬克思的教導,人們可以輕易地判斷中國下三十年的走向。相比之下,文革已經若即若離地現身於中國的現實生活,從來沒有徹底絕緣,即使大規模真正再現,也只是中共政治大局裡的小菜一碟,起碼用不着什麼大驚小怪。 (十) 出局順序 “五一六”的歷史值得借鑑。從“五一六”中共就開始“拋出”各式各樣的“運動員”,以顯示它的鬥爭鋒芒。從“彭羅陸楊”到“陸平彭佩雲”,到各地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到全國各地的冤魂野鬼,無不是如此這般地被拋下動物園中虎山狼群似的“人民群眾”中,以刺激他們的狼子血腥,挑起更野蠻的鬥爭浪潮。如今的“拋出”模式,幾乎與當年文革中的手法如出一轍——說明黨內權力鬥爭的白熱化程度,已經達到大革命的燃點。 “五一六”半個世紀之後,中共的黨內權力爭鬥水平基本上未見提高——主要是一如既往的無法無天。或許是他們不能容忍他們的對手與他們一樣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年的彭真等人不也是企圖打出“學術討論目前人人平等”的旗號,以對抗和化解毛的文化革命的風浪。他們的“真”學術討論,哪裡是毛的偽文化革命的對手?一上來就被打得個落花流水。 “五一六”半個世紀之後,中共的黨內權力爭鬥的決定因素也沒有發生變遷,仍然是權力至上,權力致勝——何況比起老毛的“太上皇”角色,我們的“今上”可是完完全全的“九五之尊”,“三權歸一”,加之“東西兩廠”的“奉旨辦案”,怎麼能不摧枯拉朽? “五一六”半個世紀之後,中共的黨內權力角逐還是與他們的上一代目標一致,“馬上得天下,還須馬上治天下”。軍功貴族戀棧貪權尸位素餐,只不過,化作二代二世,把革命進行到底。 權力格鬥出局者日漸蜂擁,只是勝利者的凱旋門也日趨漸遠——每天慶祝着勝利的王者,他如何能理解歷史的出口,對手的出局?他在期盼着哪一位自行出逝? 是的,必須看到,當年“五一六”文件祭起的文化偽革命,已經被它的主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勝利,宣告“全面勝利”。可也正是那位偉大的“勝者”,卻獨一無二地淪落為歷史上偉大的文化偽革命的最大輸家——即使他程序上是最後出局,可是,在各地諸侯捲土重來之時,他不但是唯一的缺席者,而且是唯一的缺席被告,被“缺席地”釘上偽革命的恥辱柱。 五十年後,中國城頭,大王旗飄——“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替山大王擬《垓上歌》 山拔腐兮權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媛兮媛兮奈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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