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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掌門人康生曾經讚揚：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將其邏輯發揚光大，我們則有“利用賀歲片紀念六四，更是一大創造”。它一方面縮小空間距離，從老北京到新北京，另一方面拉開時間延續——其中把六月的血，凍作正月的冰，是一種虛化；而追襲上一代的未了恩仇，放到下一代來重演應驗，又坐實了中國世系特色——合在一起，假想的“小城故事”就被現實主義地放大到今天的社會，這才是獨創性的中心。

（一）

要從片名《老炮兒》說起，先得溫習一下《頑主》的來由。北京人“頑”嗎？夠頑的，但是，加上個“主”字，不是北京人原來的意思。要說“玩兒”，才配“主”的格——不論是貶是褒，都必須玩出品味，才號你那樣頭銜。時代發展到後文革，王朔碼字時，發現“玩兒”字眼太俗了些。他想用那個玩兒法，但又不情願用那個“玩”字——他只想“不恭的玩世”，玩的不但不是“破四舊”之前四舊，甚至不是“破四舊”之後的四新，他尤其看不慣那些蹩腳貨的“新鮮事物”，一心一意地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的是“後新鮮事物”。用意而避字，老號勢必要退去。怎麼辦？無非是加點骨勁，剔去“兒”音，硬把不恭的頑童心態放在世風的對立面，大頑而特頑，成就新“玩兒”法。

一般人不了解就裡，把“玩主”與“頑主”同等對待，以為諧音之外，意指同類人物，那就大錯特錯了。玩頑不但社會成色不一，“玩”的東西也有從物實到意虛的時代跨越。

對於老炮兒，也是一樣的道理。人家原來的起源是老“泡”兒—— 可想而知貶義居多。特別是經常在“局子”泡的，多數要被人認為是“盧瑟”——loser。也只是文化革命之後，有了不一樣的“泡”主——就跟有了不一樣的玩兒主如出一轍，這個“泡”也必須鳥槍換炮，才有得區別。給一點才氣，出一絲靈氣，恰巧敲入同樣的“骨化”，出水入火，就變成“老炮兒”。

（二）

大家所評價的《老炮兒》中貫穿的男人氣息，或者有人說的“戾氣太重”，全由這一由水入火的“蛻變”而起。

如果說從“玩（兒）主”到“頑主”尚有語音的細節差別，那麼，從“老泡兒”到“老炮兒”，只有咬文嚼字的區別。漢字文化原來屬於象形文字，前後稱謂之間的鳥槍換炮，光憑語音是聽不出來的。又因為以前也沒有人一定要把它用文字化寫出來，所以呀，先入為主——先登大雅之堂的，就成了文化遺產的繼承人——老炮兒成了一個混合物，各種解釋也隨之泥沙俱下。

話說到這勁兒，回到六爺身上——影片裡確實有如此表現，觀眾也易於接受這樣的身份——影評上多是“被時代拋棄”，“英雄末路”，“悲劇英雄”——正因為被定格如此，這部影片得以通過嚴密的政治審查，走向票房。

“不應解釋，何事長向混時源？”

（三）

老泡兒或者老炮兒，變幻於“水火”之中，只因為他生活於水火之中。什麼時候他是泡兒，什麼情況下他又是炮兒？其實從表面上也看不出個名堂，生活中的角色，全要從社會中每時每刻的地位來判決。正因為如此，才必須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主義。

六爺是怎麼一個社會角色？可以說是社會底層一員，草根階層。但他卻是在天子腳下的社會底層，比起中國其他地方的底層可不一般。他經濟上不寬裕，可離赤貧還遠，多少還有一份房產證。他又起碼不是“三無”人員，這讓他可以直面那些執法人員並不比他們低三分。從另一方面看，他確實是“泡兒”——“剛從裡面出來”。要全面評價，也只能順政府那邊說他是京城“良民”中的“偏莠成分”。

他的日常生活平淡無奇，自食其力也過得下去。如果純粹是這樣一只“泡兒”，摔在地上都不帶響的，那是犯不著拿他說事的。可他偏偏是“半瓶水要晃盪”地發聲，表示他對社會對人們的看法意見——致力於成為社會生活的積極參與者ACTIVELY，這就有點清風出林的意味。再加上他的兒子無法自立，給他添加的重重麻煩，他的故事就非同小可了。

（四）

很難說他是原汁原味的“泡兒”，何以見得？一般的“泡兒”，進去時，“英雄氣短”，出來後，忍氣吞聲，俯首帖耳。這不合六爺的脾性。他非常中肯地堅持他的“規矩”，不但身體力行，而且發揚光大，並且不吝於用它影響身邊的社會。

什麼規矩？你想他能有什麼規矩？其實就是“公平”二字，尤其是在“公家”，或者說是“官家”目前規矩盡喪的時代，他就有無窮的心臆欲發——這大概就有點切入到“泡兒”與“炮兒”的差別。

他的“公平”，並不是所謂的冠冕堂皇的文字表面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一個沒有人人事實上平等的社會，法律本身是沒有equality的含義，是不具備社會公義的。在那樣的法律面前，人是無法平等的。六爺的“公平”，是去除法律“外衣”後的人的平等。

代表“政府”與“法律”的警察，城管，在他看來，就必須還原成一個“人”，才能與老百姓有平等的地位，這是他的規矩：小販違章應該服從警察處理，小販打破了警車的玻璃，該賠多少一定要算清楚。可賠完之後，警察打小販的一個巴掌也要“清算”—— 不是執法者對被執法者的清算，也不是反過來的清算，僅僅是一個人對他的平等對象的維護人權——也就是除去法律外衣之後的平等的對等的禮尚往來。

（五）

那麼，老炮兒就是超越法律之上嗎？對，他是超然的，是“無法”的LAWLESS，但是他還有“天”——那就是他的規矩所在，所謂“盜亦有道”。在無法無天的世道，他不會訴諸法律，也不會借助法律。那麼炮兒之間有什麼公道？除了江湖義氣，剩下再擺不平的只有“黑吃黑”了，比如說，“茬架”——類似於“槍桿子裡出政權”，以胳膊腿兒比老大，贏者通吃。

如果只是老炮兒之間的糾紛，又不足道，不值得“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一回。六爺的快意恩仇，在影片中，不單單是“黑道中事”——它又摻和進了“紅道”，“官道”，眼看著要走上“官吃黑”，“紅吃黑”的“強龍要壓地頭蛇”的老路子。

面對一個由“非富即貴”的紈絝子弟組成的“俱樂部”，六爺能借他的老骨頭架子，救出他的兒子，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嗎？

（六）

如果不是六爺全套行頭披掛，血氣悲壯，行將奔赴差架場，《老炮兒》最多也就是一出社會情景戲。說到底就一個字，“吃”——黑吃，紅吃，官吃，逮著誰吃誰，私刑瞎打——不過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黑暗面暴力暴露。可這行頭一上身，社會情景戲就開始變味了。

劇情向高潮發展。賀歲片的社會白描，一下子變成政治風雲變幻，幾十年世系恩仇的軌跡浮出水面，不再是原來的茬架火拼——色彩繽紛的北京城圈史，在六爺的冰場狂奔中，似乎是一幕幕反轉上來。

六爺的全套行頭，何許牛也——正經八百的將校呢軍大衣，中央軍委定制，削鐵如泥的東洋指揮刀，日本軍需部昭和年間御製頒下，都是正牌的G.I. （Government Issue），哪一樣都不含糊。

無論是編劇還是導演，誰都不準備對觀眾解釋，這是怎麼回事。多數觀眾自然認為老炮兒也太老了，行將推出歷史舞台，還要如此濃妝重彩，顧影自憐，好像不是去茬架，而是去梁祝墳前，化蝶升仙，比翼雙飛一樣。

其實當然不是。六爺，老炮兒，飛升的隱台詞是“誰吃誰還在未定式呢！”

（七）

正牌的G.I.，怎麼會與六爺這樣非紅非官的草根有緣？

說到這裡，《老炮兒》一定要與另一部影視作品對比而存在，對照而明史。那就是曾經紅極一時的電視劇《血色浪漫》。

首先應當問，什麼樣的血色浪漫，誰的血色？誰的浪漫？在刻意略去無數文化革命的冤魂野鬼的大規模血色之後，《血》劇定格了三具有名有姓的血色屍體：第一具就是所謂的京城玩主“小混蛋”，歷史上確有其人的他，死於老紅衛兵大院子弟的亂刀之下。（另外兩具，也是平民子弟的血色屍體，成就了《血》劇的最終浪漫，筆者無法追究其歷史真實，就不在此具體介紹了）。

將校呢軍大衣，不止一次在《血》劇中出現，曾經是“老兵”，即老紅衛兵，的家世符號，中國革命的光榮印記，屬於文革初期“行走京城”的流行時尚。它代表家世，而並不代表法律，免不了在黑吃黑的混戰中，（與那把日本軍刀一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最後集於“老炮兒”一身——我們只能說那是“老炮兒”與“老兵”曾經的交集，易手，毫不浪漫。

六六年，在“無法無天”的年月，在法律無存的混亂與恐怖中，大概也只有玩主，“老炮兒”能與“老兵”一樣的“無視法律”，平等地玩世不恭，暴力競爭。

（八）

時過境遷。一下子就過了一代人。“老炮兒”和“老兵”的交手，到了二十一世紀，變成影片中“炮二代”曉波與“官二代”小飛的糾纏不清，又是一樣的無法無天的黑社會情景。

如果說六六年盛傳的口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那麼《老炮兒》則把它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在劇中。曉波與小飛，年紀相當，他們之間的差異何在？爹。

新一代人之間隱匿未發的邏輯是：我比你牛，誰讓我爹比你爹牛。他們能比的，是爹能給予他們的。誰的爹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可以佔據更大的頭彩，兒子當然法律的血統承繼，使得二代們，在起跑線上，就遠遠拉開了同齡人之間的距離。

我們終於要問道：什麼是法？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法就是統治階級的意志。法規定了曉波們與小飛們的社會地位之天壤之別。六爺的全身披掛，能改變統治階級的意志嗎？

笑話。

（九）

但是，六爺曾經試圖阻止這樣的法的鑄定——在兩次軍大衣的出場之間。

文化革命中和文化革命後被“泡”的，也不是他一個。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還有一些人，那些人，沒人稱他作“泡兒”。比如，新近又被泡的薄二爺，文化革命時也是“有前科”的主兒。

無產階級專政，本身沒有法律成色，只是徹頭徹尾的“人治”。再具體分一下，就可以看到人分九等。“新社會”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按政治態度劃分的。被泡的人，大致可以分為“刑事犯”和“政治犯”。於是我們可以設想，前者一般來說，是原汁原味的“泡兒”，而後一種，則是良心不泯有社會堅持的“炮兒”。

前“炮兒”，有遇羅克，林昭，張志新，進去根本就別想“泡”出來。現在的“炮兒”，有劉曉波，還在泡制或者炮制中——影片中，六爺的兒子，恰巧也叫曉波，六齡童六曉波？在影片中，他一樣的受私刑監禁，是不是有所指呢？

影片中，含糊地介紹六爺“前不久出來”，影片中因為某種顧忌一筆帶過，那麼影評家有跟進追問“老炮兒”的前不久是多久嗎？我們只知道，大多數因為六四而“進去”的非在校學生的，都被重判達二十年，那是比“四人幫”比“六四黑手”的有期徒刑還要重的懲罰。八九加二十，剛好就是零九年的坎子。

（十）

年年八九六四的紀念中，我們沒有給予那些承受苦難最重的尚存者足夠的關心和關懷。他們就是官方所謂的“六四暴徒”。

官方選擇性地格外地加重懲罰，僅僅因為他們體制外非知識分子的身份。北京的老炮兒們，在八九六四的全國範圍的民主邉又校卸嗌僮鳛楹拓暙I，即使在當時，也一定被學生學者們“為位卑者隱”，更別說二十多年來的正面記述文字。但是，至少我們知道，當學生走上街頭時，為避免官方無謂的借題抹黑，北京的玩主們主動“解除武功”，離開他們的“遊戲場”——因為他們與學生同屬於大寫的人——人民，在平民與平民子弟反腐敗，反官倒的鬥爭中，包含著他們的根本利益。而在反人民的軍人執政向人民宣戰後，他們無疑又是阻止軍人進城的重要參與者。

這也就是為什麼政府對他們額外地恨之入骨的不客氣——他們實際上是代所有八九民主邉拥娜嗣袷苓^受難。二十多年，在黑暗的牢房中，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幾乎蛻變成為那場震驚世界的邉拥摹盎罨薄�

《老炮兒》選擇北京草根人群，翻出文化大革命開場五十年來平民子弟與官家子弟的不為人知的另一台戲：從老炮兒與老兵生死兇殺，到八九六四的“代人受過”，再到今天他們及其子女在社會中的悲慘處境，逼迫他們又一次挺起衰老僵硬的身板，用最後的生命氣息為解救“炮二代”於水火之中，豁出去一回。

我並不過分期望這是影片《老炮兒》的編導原意，但是，歷史如果只能用事實來說話，五十年的時間跨度，朝野上下的社會跨度，都只能向這個方向展開，而不會加入超度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