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而難忘的人：我的附小班主任郭老師

我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第一學期是在海南島儋縣的寶島新村度過的，寶島新村是50年代建制時周總理給起的名字，是原華南熱帶作物學院和華南熱帶作物研究院所在地，簡稱兩院，我上的小學就叫兩院附小。

70年代中期的孩子的童年樂趣，和現在太不同了。橡膠林里的追逐，在甘蔗林那鋒利的葉子的密林中玩捉迷藏；花生地里拔花生，積肥，挑擔，平地；整個班集體由老師帶着把一種有股辣香味兒的藤條在地上狠狠抽打着自己做笤帚；偶爾開憶苦思甜會，笑嘻嘻地吞一些難以下咽的糠菜，但勞動過後飯堂里送的新鮮花生肉末粥又是那麼噴香……一切都是無邪、美好的回憶。那是無憂無慮的日子，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反正上了小學就上附中，那時人們還不用操心讀名校，那是十年以後才要操心的。也沒有琴課，沒有這個班那個班，想想家長是何其好當呀！（不是嗎？老爸老媽不會有意見吧。）我們只是自己瘋玩就把時間全打發掉了。雖然我們文藝隊的也要天天練壓腿，有時晚上坐大卡車去附近的大隊的打穀場上給貧下中農表演節目，那也是開心得很，從不記得曾象現在的孩子常來兩句抱怨。

郭老師是我三年級和四年級的班主任，她教語文。記得當年（78年）她也就二十出頭，穿着樸素的灰色衣服，扎着小辮子，雙眼皮的眼睛炯炯有神，講話果斷，對班裡的歪門邪道或不尊重老師的言行、欺負同學的刺兒頭行為深惡痛絕、從不姑息，我到現在都欣賞並叫自己要做到有正義感的品質，不知道是不是從兩個小學時期的班主任郭老師和啟蒙老師盧老師那兒受的影響，多少是有些的。

郭老師讀課文的聲音很明亮、好聽，雖然那時候的語文課本里屬文學佳作的課文是少得可憐，但老師聲情並茂的朗誦，那豆蔻年華里熱血沸騰的激情，還是刻在童年的我們的記憶中了。我喜歡寫作文，頗得老師賞識，有時會將一些句子作范句讀給同學聽。但真正讓我受寵若驚，並在後來大大促進了我寫作的興趣的事，是我要隨父母調動到廣州去的前夕，郭老師問我可否把我的作文本留下給她，為日後教學參考用。那可是太抬舉我這個“小黃毛丫頭”啦，我當然一口答應了。

看得出來，老師頗為傷感我們家的遷走，那時候調動到廣州，可是不容易的，是好事，誰都說那是人往高處走麼。兩院的職工，大多數是從大陸（不只是台灣把大陸叫大陸啊）分配到海南的，誰都不甘心一輩子老在海南哪。大人的心情，小孩哪裡能懂呢，我記得我極其傷心，因為兩院是我的樂園，我壓根兒不想搬到廣州那個“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去，所以後來我特別喜歡讀魯迅的“三味書屋”等懷舊類散文，因為從11歲我就離開了我心目中的故鄉----海南，儘管我老家是江浙的，但許多年直到大學我認同的真正的故鄉一直是兩院和海南，鄉愁，在我已體會到了，從這一點，我是有些多愁善感的。

郭老師給了我兩件禮物，一件是一隻塑料的綠鉛筆盒子，有孫悟空的圖像；另一件是我將一直珍藏的一本書，《醒來吧，弟弟》，是當時很流行的傷痕文學小說集子。紫羅蘭色的封面，揭示人的命運撲朔迷離的時代，扉頁上她寫着一行送給××同學留念的字。這本書我讀了好多好多遍，多年以後，當我問自己為什麼會決定去讀一個大家不太熟悉，好多人還不屑讀，因為它不掙錢----的社會學，在學術甘苦自知的路上走來，到美國也想做回與專業沾邊之事，我相信：《醒來吧，弟弟》中的現實主義，用良知寫作的那一代經歷了文革的傷痕作者們，給我無形的關注現實，正視現實，不能迴避的態度，其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在那裡的。

後來郭老師結婚了，丈夫先到美國讀博士，91年她來美國陪讀，隨後留在美國，一晃17年了！2004年，我通過在海南的老同學得到她在美的電話，在我們一家去東部先生開會兼旅行時，開到波士頓她的新家去“蹭住”兩晚。那是1979年一別後的重逢，25年了！

時光啊，你是無情的，歲月讓人不能不變；你又是有情的，只有你才能測出一段師生情有多珍貴。我和郭老師相見，我真的不太敢認她，她好像長得不像過去了，要是在街上，可能擦肩而過；面對面，覺得老師竟苗條了，唯一與我印象吻合的是那雙雙眼皮的大眼睛，還是那麼炯炯有神，笑聲還是那麼爽朗。讓我吃了一驚的，倒是老師說：“哎呀，你比我想象的胖！你怎麼搞的嘛？！”真是美國化了的老師，25年才見一面就美國式客套上啦！我多希望她也能看到當媽媽前的我（沒那麼“肥”哦，肥是兩院專用語，說起來要帶一定的腔調）。

今天，我去開了兒子的家長會，兒子有個好老師，叫Mike，給我介紹了好幾本經典文學名著。那熱切的眼神，正義感的談吐，一下子讓我想起了我的郭老師。一個好老師對一個學生的影響是終生的。生活中有許多平凡而難忘的人，記下來，永遠心存敬意和感激。

3-25-2008，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