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过去一年有余，可是我怎么还是心有余悸。故在这里贴上去年4月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已在去年4月底广州的《羊城晚报》上发表过，题为“一个永远的问号”。这里做了小小修改。因为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校园枪声频频，不要忘记。每一个校园里的孩子的生命都在所谓的“机率”中。我有时真会背上出冷汗。

校园枪声犹然在耳：一个永远的问号

2007年4 月16日上午7点到10点之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布莱堡镇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校园枪杀案，是由一名枪手手持两把手枪在一个学生宿舍和工程系一座教学大楼里先后枪杀了两名学生及三十名正在上课的学生和老师。这起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校园血腥事件，美国再次因校园枪杀而惊耸了国内及世界。第二天, 这个枪手的名字就通过媒体传遍了世界，他叫Cho Seung-Hui（赵承锡），二十三岁，生于韩国，八岁随父母移民来美国，是该校大四英语专业的学生，计划于五月十二日毕业。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关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人自己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在两个学校的社会学概论课上问学生，他们都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可怕” 是他们最常用的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一些学生说他们最想知道是什么事使他一定要做这种可怕的事，是什么样的挫折使他要走这一步。

我和W大社会学系的一位香港来美国读书后来到该系任教的老师谈及此事，我们因有相似的族裔背景，彼此也熟，说话较为直率。我们平时总用广东话交谈，亲切。我用庆幸的语气说好在枪手不是中国人，她马上说“不过都不分的了（“不分”是用粤语讲的，即没有分别的意思）。他们（指美国人）看我们的样子都是差不多的了。”我却比她乐观，或者是天真吧，我愿意把“他们”往好处想，就说，“那还是不同的吧。要是这都分不清，也太糟了。”她说：“你看报纸上强调的是他是外国人，其实这跟这件事根本不拉楞嘛（“不拉楞”即没关系）。”我说：“是啊，他在这十五年，是受这里的教育长大的呀。”

一种悲痛的情绪总跟着我，我忍不住想找朋友说说这个事，排遣心中的悲伤和压抑。报纸上已用非常肯定的调子说美国的个人拥有枪支权法案不会因此事件而有改变的希望。而我因此事促动了我的一段回忆，在去年在社区学院教 “美国社会问题”这门课时，我曾给学生出过一道辨论题，“你认为加强个人枪支控制会改善校园枪支犯罪吗？”，令我心中暗暗震惊的是，十五人的班居然没一个人举手表示“会”，我想在一面倒的气氛中，相信有人即使想说“会”却碍于从众压力而不敢，但并没人下课后和我私下里说点什么。绝大多数这个班的学生不相信也不愿意个人拥有枪支自由被约束。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从小就是在有枪的家里长大的，关键是父母得管好自己的孩子。就在那不用辨论已分胜负，在我内心认为黑白颠倒的一周中，时值06年10月，美国三个州发生了三起校园枪杀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送牛奶的卡车司机在宾西法尼亚州枪杀近十名阿米西人(Amish)小学女生的案子。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这个班的学生仍然难改初衷，不愿改变一下思维方式，那还有什么好责怪的呢？问题似乎出在平民们自己身上啊。我当时真有寒心的感觉。

我打电话给好朋友爱芙，她是一位70来岁退休的社工，白人。她听到我说为4月16日的悲剧十分难过后，说了这样一番话，“那的确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们每天在伊拉克的土地上，每天都使孩子失去父母，父母失去孩子，这些人的生命一点不比在东边那所学校的年轻人少一点点价值。可是我们这样大张旗鼓的去报道过吗？”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因为我看到了一颗正义的心。但我还是把话题带回来而说这事更引起我对个人枪支法的关注，她赞同地说原因的确在这儿呢。

枪手的姐姐在20日公开发表了一份代表全家和她个人的声明，题目令人动容，是“他令世界流泪”，文章写得真实，表示家里人也有太多的困惑需要解答，有几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们是一个相爱而亲近的家，我弟弟很安静内向，同时也挣扎着想融入社会。…(等等)”最后这一句话，一下击中了我的“社会学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那根筋，我想我已经猜到了一个故事的另一半----一个只能由枪手的家人比如这个姐姐和他的从小学开始的老师朋友来叙说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理解所有的为什么的关键。明确地说，就是一个移民要融入一个崇尚过了头的个人主义的，蔑视穷人，人人只顾自己、无暇顾及他人的社会----走到极端就是这么回事的文化----一种不是写在纸上却是一些人做事的潜规则的文化，多年的压抑后，会出现这么一种结局，原因难道真的仅仅是“他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父母该管好自己的孩子”吗？

枪手是一个几乎在学校里从没有用眼睛正视过老师同学的人，“总是戴一顶帽子，坐在最后一排。”“一次老师让每个人写下名字，他画了一个问号，老师问他，你的名字叫问号吗？”（媒体报道）

4月20日W大的社会学系有一个午餐讲座，讲者是做社会公正的理论研究的，我与他的沟通印证了我的感觉：个人主义走到极端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有人早点和枪手真正地谈谈，让他不至于孤立自己于极点，可能会不同。我说中国的班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有班干部和老师沟通学生情况的，见到一个同学不理人、不对头、情绪反常是要干预的。他连连点头，说这个很重要。

    啊，我的朋友，还记得我们做班干部的年代吗，也还记得有同学反感班干部管的太宽吗？个人与集体可是永远相互依存的，不是吗？至少，这位社会学家已向我表示反思和重建一种超越惯性式的个人主义的新文化的急迫性，枪手的姐姐在呼唤沟通，到底是什么让枪手上路，真希望这不会只是一个永远的问号。

                                                                                                写于2007年4月22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