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生活回忆----我的藏族同学们
椰公
六、我的藏族同学们
72年去拉萨，入读拉萨市实验小学（曾有段时间叫工农兵小学）二年级。该小学在离大昭寺不远的东面，四周是藏族居民住房。记忆中当时拉萨城中心只有这一所小学，另在城的西北面有一所藏族小学。
在学校里我们没有藏语课，老师大都是汉族。我们会同藏族小孩、同学玩，会说一些简单的日常藏语，尤其是骂人和开玩笑的话学得又快又牢。但藏文就一窍不通。大多数大人们的藏语水平和我们差不多。我想主要是汉族工作人员都是临时打算，没什么动力去学藏语。另外，藏语中没有科技词汇，用藏语无法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部分因为这个原因，达赖曾创办英文学校，但却遭到众多寺庙喇嘛、僧侣的强烈反对。
那所藏族小学除了学藏语，也学汉语，因为我同他们的学生用汉语交流没有什么问题。那所藏族小学有一支很好的腰鼓队，大约50人，每次有什么活动，这支腰鼓队都是当然的明星。我们非常羡慕，但经费有限，自治区政府只拨款给藏族小学买腰鼓。
西藏自治区全区对学生免除学费、杂费。我们只交书本费，当时大约3元一年。西藏实行全民公费医疗。每人办个医疗证，只需挂号费，即可免费看病、拿药。毕竟藏族人口占95%以上，因而看病的也是以藏族为多，但医务人员主要是汉族。
在小学我有一些藏族同学。还记得的有一位叫边巴的藏族同学。他同我在一个小组，年纪比我们大几岁，个子挺高，坐最后一排，学习成绩不太好（藏族同学用汉语这第二语言学习，实不容易），但挺豪爽。经常夸口说如果什么人欺负我们，他一定会去同我们讨回公道。不记得烦劳边巴为我们打架的事，但印象深刻的是当我们小组值日扫地时，我们把脏东西扫成一堆，然后扫到簸箕里。边巴每次都对我们用扫把把最后的土扫进簸箕很不以为然，他会说“走开走开，让我来”。然后把袖子一卷，用手将地上的土捧起来，放进簸箕里。
在小学，班上有个姓杨的同学，他父亲是四川人，妈妈是藏族。杨姓同学比较好动调皮，学习成绩也只是一般。小学生们在课间或放学后，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有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和杨姓同学玩，不知怎么，他把我摔倒在地上，然后拖着我的手转了三圈。我当时一定是气坏了，爬起来，把他也摔倒在地上，拖着他的手也转了三圈。上课铃响了，我们便回教室继续上课。
三天后，班主任把我叫去。问我有没有同杨姓同学打架。我说没有啊，我们只是闹着玩，他把我摔倒，转我三圈，我也把他摔倒，转他三圈。班主任告诉我，杨姓同学父亲来学校，说他发现儿子当天回家后手举不起来，问他，他也不说。后来去医院诊断为骨折。班主任要我以后要注意，也没有过多的批评我。我想一个原因是杨同学的调皮是人人皆知，而我是班学习委员（我从小学，初中，高中，以至于大学都担任班学习委员），人老实忠厚。这事之后，我同杨姓同学仍然玩在一起，只是不敢再玩拖人游戏了。
我75年上初中。初中和高中是在拉萨市二中（现叫拉萨市一中）度过的。拉萨市二中在拉萨市实验小学南面不远，步行大约7-8分钟。拉萨市二中的西面同拉萨市体育场相邻，南面不远是拉萨河。当时二中的老师主要是湖南援藏教师队的。这些老师们三年一换。在初一、初二时，我的英语老师是藏族，他曾在尼泊尔居住过，会一些英语，但不懂国际音标。
初中班上仍有几个藏族同学。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位姓李的女同学。她父母都是藏族。因为藏族一般只有名，没有姓，有些藏族会给自己加上一个姓。在初中时，李姓同学学习还好，人也热心，是班上的劳动委员。我是学习委员，经常在一起开班干部会。76年毛泽东去世，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布达拉宫南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悼念活动，李姓同学和另外几个藏族女同学放声大哭，悲痛万分。我当时12岁，对这种场合还不是很懂。另外一个同学对我说李姓同学几个人哭得也太“那个了吧”。我倒相信她们是真心的。她们父母是被解放的农奴，没有毛泽东、中央政府，没有她们的今天。她们比我大二、三岁，懂事得多。
高中开始按学习成绩分快慢班，高二时开始文理科分班。大部分藏族同学合成一个藏族班。那李姓同学去了文科班。我的语文虽然不错，也梦想做文学家，但我的数理化同样出色，在那重理轻文的环境下，就选择了理科班，班上没有藏族同学。
有关藏族同学的一个有趣事情是相当多藏族同学家里只有母亲。小时候问过藏族同学家里情况，他们说没有父亲，我也没在意。在高中时，帮老师批改藏族班的作文，在藏族同学写的家庭介绍的作文中，相当多部分是“家里有妈妈，没有爸爸”。我想有几个原因：一是西藏女多男少，比例很不协调；二是本来就少的男性很多去寺庙当喇嘛；三是藏族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有许多非婚生子女或者即使结了婚，男的也离家走了。有大人对我说，在翻身农奴座谈会上，就有藏族妇女说，共产党来了解放了我们，但如果能为我们解决老公问题就更好了。
附上我的初中毕业照，看不清楚人，应该不存在肖像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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