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生活回憶----我的藏族同學們
椰公
六、我的藏族同學們
72年去拉薩，入讀拉薩市實驗小學（曾有段時間叫工農兵小學）二年級。該小學在離大昭寺不遠的東面，四周是藏族居民住房。記憶中當時拉薩城中心只有這一所小學，另在城的西北面有一所藏族小學。
在學校里我們沒有藏語課，老師大都是漢族。我們會同藏族小孩、同學玩，會說一些簡單的日常藏語，尤其是罵人和開玩笑的話學得又快又牢。但藏文就一竅不通。大多數大人們的藏語水平和我們差不多。我想主要是漢族工作人員都是臨時打算，沒什麼動力去學藏語。另外，藏語中沒有科技詞彙，用藏語無法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部分因為這個原因，達賴曾創辦英文學校，但卻遭到眾多寺廟喇嘛、僧侶的強烈反對。
那所藏族小學除了學藏語，也學漢語，因為我同他們的學生用漢語交流沒有什麼問題。那所藏族小學有一支很好的腰鼓隊，大約50人，每次有什麼活動，這支腰鼓隊都是當然的明星。我們非常羨慕，但經費有限，自治區政府只撥款給藏族小學買腰鼓。
西藏自治區全區對學生免除學費、雜費。我們只交書本費，當時大約3元一年。西藏實行全民公費醫療。每人辦個醫療證，只需掛號費，即可免費看病、拿藥。畢竟藏族人口占95%以上，因而看病的也是以藏族為多，但醫務人員主要是漢族。
在小學我有一些藏族同學。還記得的有一位叫邊巴的藏族同學。他同我在一個小組，年紀比我們大幾歲，個子挺高，坐最後一排，學習成績不太好（藏族同學用漢語這第二語言學習，實不容易），但挺豪爽。經常誇口說如果什麼人欺負我們，他一定會去同我們討回公道。不記得煩勞邊巴為我們打架的事，但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們小組值日掃地時，我們把髒東西掃成一堆，然後掃到簸箕里。邊巴每次都對我們用掃把把最後的土掃進簸箕很不以為然，他會說“走開走開，讓我來”。然後把袖子一卷，用手將地上的土捧起來，放進簸箕里。
在小學，班上有個姓楊的同學，他父親是四川人，媽媽是藏族。楊姓同學比較好動調皮，學習成績也只是一般。小學生們在課間或放學後，打打鬧鬧是常有的事。在小學三、四年級時，有一天上午課間休息時，我和楊姓同學玩，不知怎麼，他把我摔倒在地上，然後拖着我的手轉了三圈。我當時一定是氣壞了，爬起來，把他也摔倒在地上，拖着他的手也轉了三圈。上課鈴響了，我們便回教室繼續上課。
三天后，班主任把我叫去。問我有沒有同楊姓同學打架。我說沒有啊，我們只是鬧着玩，他把我摔倒，轉我三圈，我也把他摔倒，轉他三圈。班主任告訴我，楊姓同學父親來學校，說他發現兒子當天回家後手舉不起來，問他，他也不說。後來去醫院診斷為骨折。班主任要我以後要注意，也沒有過多的批評我。我想一個原因是楊同學的調皮是人人皆知，而我是班學習委員（我從小學，初中，高中，以至於大學都擔任班學習委員），人老實忠厚。這事之後，我同楊姓同學仍然玩在一起，只是不敢再玩拖人遊戲了。
我75年上初中。初中和高中是在拉薩市二中（現叫拉薩市一中）度過的。拉薩市二中在拉薩市實驗小學南面不遠，步行大約7-8分鐘。拉薩市二中的西面同拉薩市體育場相鄰，南面不遠是拉薩河。當時二中的老師主要是湖南援藏教師隊的。這些老師們三年一換。在初一、初二時，我的英語老師是藏族，他曾在尼泊爾居住過，會一些英語，但不懂國際音標。
初中班上仍有幾個藏族同學。記得比較清楚的是一位姓李的女同學。她父母都是藏族。因為藏族一般只有名，沒有姓，有些藏族會給自己加上一個姓。在初中時，李姓同學學習還好，人也熱心，是班上的勞動委員。我是學習委員，經常在一起開班幹部會。76年毛澤東去世，學校組織同學們去布達拉宮南面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參加悼念活動，李姓同學和另外幾個藏族女同學放聲大哭，悲痛萬分。我當時12歲，對這種場合還不是很懂。另外一個同學對我說李姓同學幾個人哭得也太“那個了吧”。我倒相信她們是真心的。她們父母是被解放的農奴，沒有毛澤東、中央政府，沒有她們的今天。她們比我大二、三歲，懂事得多。
高中開始按學習成績分快慢班，高二時開始文理科分班。大部分藏族同學合成一個藏族班。那李姓同學去了文科班。我的語文雖然不錯，也夢想做文學家，但我的數理化同樣出色，在那重理輕文的環境下，就選擇了理科班，班上沒有藏族同學。
有關藏族同學的一個有趣事情是相當多藏族同學家裡只有母親。小時候問過藏族同學家裡情況，他們說沒有父親，我也沒在意。在高中時，幫老師批改藏族班的作文，在藏族同學寫的家庭介紹的作文中，相當多部分是“家裡有媽媽，沒有爸爸”。我想有幾個原因：一是西藏女多男少，比例很不協調；二是本來就少的男性很多去寺廟當喇嘛；三是藏族對兩性關係比較開放，有許多非婚生子女或者即使結了婚，男的也離家走了。有大人對我說，在翻身農奴座談會上，就有藏族婦女說，共產黨來了解放了我們，但如果能為我們解決老公問題就更好了。
附上我的初中畢業照，看不清楚人，應該不存在肖像權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