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公:我在6.4中的所见所闻(二) 5月14号回到广州。北京学生的绝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许多部委、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央电视台(电视上也有赵忠祥去声援的画面)等纷纷上街声援学生。报纸、广播、电视台是出奇地全面报道,似乎暗示着中央支持。 我所在学校也开始出现大字报,酝酿着游行声援。我的基本观点是改革要慢慢来,要打好基础,不要冒进。我不赞成绝食这种极端方式。但那时声援成为趋势,而形势也变得无法预料。万一现政府倒台,如果不去声援,会不会被人以后算账,受打击而没有前途呢?我承认,我有从众和投机心理。可能当时许多学生也是这样。例如我的一个曾在北京工作过几年的同学开始听说去游行,直说那是尽胡闹,也没戏,劝我们不要牵涉进去。但5月16号后,他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游行十分积极。在北京以及各地轰轰烈烈的声援队伍里,是否也有许多像我和我同学这样的人呢? 5月17号(周三)下午,学校里的本科生开始了第一次去省政府门口的游行(我们研究生计划5月18号去)。椰子和班上的同学们去参加了。椰子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是学校学生会的干部,17号上午已经去省政府门口绝食了。椰子和班上的同学准备陪那个同学。椰子甚至给她父母讲了要换那个同学去绝食。 那时我和椰子在谈恋爱。椰子父亲傍晚来找我,对我说椰子说过要去陪那同学绝食的话,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怕反而激将了椰子。椰子父亲知道我比较稳重,要我无论如何要把椰子给接回来。 得了这道“命令”,我骑上车就去了省政府门口。各个高校的学生们把省政府前的东风路堵得水泄不通。我在人群中找到椰子,叫她跟我回去,争执了几回,她还是跟我出来了。椰子的一个同学也跟着我们出来了。椰子的另一个同学叫我回去后给她妈打个电话说她不回去了。 我骑着车,后面带着椰子。马路上不准骑车带人。我把准备好的一块上面写着“声援北京”的布条扎在头上,大有一种我是学生我老大的气势。一路上果然畅顺,把椰子带回了家。 晚上回到研究生宿舍,给椰子的同学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她的女儿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她妈妈是学校的一位有名教授,还是省政协委员。她母亲一听我的电话,声音提高了8度,非常严厉地问我,为什么她不回来?为什么她不回来?你是什么人?我一听,也火了,对她说,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不回来,我同她又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她托我给你打个电话。她母亲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说对不起,谢谢。 从椰子父母和椰子同学母亲的反应可以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经历了多少运动,对运动看得很清楚,不想自己的子女牵涉进去。 5月18号我们研究生去游行。19号北京绝食行动停止。椰子的那位绝食女同学也回了学校,由于时间较短,没什么大碍。19号晚电视里播了大会,宣布戒严。赵紫阳没有出现。大家似乎明白了前段时间事态发展的原因。 绝食虽然停止,但学生还在天安门广场,陆陆续续有外地的学生加入。戒严部队被北京市民堵在城外。许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政府部门也不办公。整个国家除了农村外,几乎陷于瘫痪。学是无法上了,不少同学趁机回家。 我的一个同学Z在回家的火车上,遇到一伙车匪对整节车厢抢劫,逼着人们把钱交出来。Z同学戴着校徽,车匪们一看,拍拍他的肩膀说,学生好,和我们是一路的,我们不抢。可见当时的混乱局面和学生的运动造成的始料不及的副产品。 如果说上面说的Z同学回家火车上所遇具有黑色幽默,住我隔壁宿舍另一个系的X同学回家火车上所遇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X同学老家在江西,和我是老乡。6月中下旬他回到学校,并带了一个人到宿舍住,说是他的“同学”。过两天带着那“同学”去海南岛。我们当时也没留意。第二年X同学没有被分配,也没有让毕业。后来才知道,他的那“同学”是他在回校的火车上碰到了曾任广场指挥部干部而被通缉的21人之一。那学生请X同学帮忙。X同学出于好心,带他逃去海南。路上几经波折,绕了不少地方。把那人送到海南后,X同学回到学校。 不想那人后来还是被抓,不知怎么,他把这一路南逃遇见了什么人,怎么走的都详细地讲了出来。X同学自然也被招了出来。知道这事后,我们都很愤怒,那人说他自己走的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把帮过他的人都说出来呢?这是什么精英? 这事可是大事。好在系里和学校都竭力保X同学,X同学才免被抓进公安机关,只作学校内部处理。X同学是学生党员,朴实上进,学习成绩突出,也非常注重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一心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事一发生,被打回原籍,两年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大型国营工厂安排了一个工作(我父亲大力帮忙,X同学前前后后在我家住过两、三个月) 6月4号后的几天,谣言满天飞。有人说军队已经包围了广州,坦克已经开到了海珠桥,马上要到学校来了。有几个胆大的同学骑车去海珠桥看,结果证实是谣言。6月5号,像全国许多地区一样,我校有部分同学去堵海珠桥,号召民众要抗争,不要上班,用经济压政府。原本想的是广州人都在收听香港的电台,对北京发生的事消息灵通,市民们肯定会支持。出人意料的是几百学生在海珠桥上根本堵不住成千上万的上班市民。市民们说,我们已接了订单,签了合同,要履约。还有的说,不去上班,谁给我们开人工。广州的改革开放当时走得较前,人们对经济的关注度更高,这也是广州始终没出什么大事件的原因。 6.4没有赢家,国家和个人都损失惨重。6.4是令人不愿提起的巨大灾难。6.4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据初步统计,6.4中有2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这伤亡的数字确实是惊人的),但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主要的伤亡是在进军天安门广场的路上。后来在香港和美国,有的媒体和人总是偷换概念,说中国宣称6.4没有死人,这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 今天写下二十年前6.4中的一些所见所闻,目的是趁记忆还清晰把那段往事记下来。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有着希望国家富强变好的良好愿望,有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满腔热血,但混杂着也有从众和投机心理。作为6.4的经历人(并不一定要在北京),对当时国家的混乱有切身体会。6.4后去农村基层锻炼也使自己了解了更多国情和实际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不再高高在上,自以为是。20年后的今天,对6.4的基本观点仍是:以武力清场的结局令人痛心,但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带来的后果却总是同良好的初始愿望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