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对我的影响

椰子

社会学（sociology）对我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近年来我在心里越来越频繁地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原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我很多时间是教社会学基础课，这个学科所问的问题大都直指人们内心深处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对一些热门社会议题五花八门的反应令我看到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度，个体思想的多元性，这令我很自然地会和我上大学的时候对比，问我们那时候能否有这样的多元性，或者疑惑今天中国大学里的社会学课堂会否鼓励我们那时候并不鼓励的多元性。

另一个原因是和我的家人讨论问题，熟人朋友聚会，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和许多人在对特定问题的看法上是不太一样的，什么问题呢？比如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婚姻平等（同性恋婚姻应否合法化）的倾向性，对美国社会有没有种族歧视的看法。我注意到我们很多人对黑人、西班牙裔的印象，很多不过是重复主流社会固有的简单化印象。我猜测，因为大多数从国内来美国读书后留在这里生活的人，读的是研究院，而且多数是技术性学科，所以他们不需要上社会学的课程，所以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都不是上社会学课程后而有的，而是自发的原生态的个人角度的。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去上一些社会学的基础课，那么他们对一些棘手的、没有简单答案的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会受到挑战的，而且至少会对自己自发状态的想法在心里有些辩论的。

还有，要说社会学对一个人的影响还要看一个人受到的是怎样的社会学的教育了。中国大陆和美国的社会学教法就是很不同的，教出来的社会学学生也必然是不同的。

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社会学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科，其特殊性在于它有一种批判精神，它喜欢问权力是怎样形成的，社会学问人们习惯于照单全收的知识是怎么来的，这是知识的知识学了。很多学科是为了传授予人一种技能，或说得直白一些，是要传授知识以便将来直接去解决技术问题，而不是去问社会的现状（如财富、权力怎样配置）是怎样形成，社会的系统对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说这些传授技术的学科不会强迫人们走出很有限的生活圈子、跳出习惯性思维，去意识到个人之上还有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才是我们赖以呼吸的空气和立足的土地，我们不过是一棵植物，空气和土地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心理健康。

在一个不用社会学视角的空间里，个人想的总是怎样做才能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能责怪自己的也是自己还不够努力，人与人之间能互相指责的也是他人的懒惰或不够努力。在美国，个人主义是这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追求自己的梦想，从底层也可以攀到最高，只要你努力，并且要非常努力----这就是美国梦，这几乎是来到美国的每一个新移民和祖祖辈辈都在美国的美国人信奉的“圣经”，很少有人会去怀疑它。但是社会学却会去怀疑它，社会学里的冲突理论角度会让人们看到，能否攀到最高不仅只是个人动力和个人是不是非常努力这样个人层次的问题，而是要看社会结构的设计会让哪些人比较容易实现美国梦，而哪些人被长期排斥在梦想之外。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群体的美国梦延迟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实现。可以说如果每个人只要很努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即机会平等，被平等地对待，那么这个社会就达到了公平、平等。但是至少目前，这仍然是许多人的一个梦。

这些思考是社会学带给我的。这种思考得益于一个概念：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是对现状进行合理化的一种信念或信仰。如果现状明显是不合理的，而却有一套说法（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在媒体里经常看到听到的）在说这种现状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意识形态在工作。这种情形很多，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今天的社会不会让这种思想再像50年前一样肆无忌惮地大行其道了，但是更微妙而隐蔽的现代种族主义思想却悄然登场，所以才会造成今天仍然有许多制度性歧视的存在，而这种制度性的歧视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族之间还没有接近竞争条件上的平等，虽然在法律条文上的平等已经达到。而制度性歧视仅用肉眼是不容易看到的，这里需要一定的分析能力。有人说今天的美国已经有黑人总统了怎么还有制度性歧视？要说明这种观点的幼稚需要篇幅，也不是我在这篇文章想展开的。只能说这个观点是把一个复杂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的例子，而持有这种太简单的观点的人估计还不在少数。改变制度性歧视需要人们的集体意识。如果集体处于无意识状态，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事实上促进这种现状的持续而不自知。

性别不平等在一百年前也是很合理合法的，女性没有选举权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这种什么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往往就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今天的性别意识形态是什么？女人要瘦削才美，瘦得像广告里的模特一样才美，还要表现出顺服于男性的样子，才美；女的当不了领导，当不了总统，因为女的就是要差些。----这些就是今天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例子。

当我意识到社会学的主体精神，即大多数社会学家体现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怀疑的精神，是一种对极端的特权持批判性态度，同时也自然而然会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多一份关注----的时候，我对自己在中国受到的社会学教育也就不能不用批判的眼光去看了。我认为我们在八十年代末期受到的社会学专业训练，只注重研究方法而不敢去触及社会学的精髓：批判性视角看社会，或者说以当时的历史条件确实无法具备介绍批判性视角的能力。我们当时的老师都是从别的系抽调来，原来也不是受社会学训练出身的。这与当时很多人认为社会学还要专业训练吗，只要会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就能教社会学了这种庸俗化社会学的思想是互相合拍的。许多老师在教了我们以后就出国留学，到国外学习社会学去了。

我们的本科训练先天不足，而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接纳带着尖锐的思想锋芒的社会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也是先天不足。几千年的历史使很多人对于权力阶层充满服从意识，而且作为平民大都想做（混）个一官半职，既有实惠又脸上有光。即使对高高在上的权势阶层不满也只在家里发发牢骚，出了门还是该怎么经营做官的关系网就怎么经营，逆来顺受者多。社会学鼓励的怀疑精神在大学课堂、在民间都是缺少的，有一点也要被压抑下去。我们那时候所受的社会学教育，不是预备我们要成为独立思考的人，学到的方法主要被用作为政府部门做民意调查的工具。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社会都迅速向钱看齐，80年代还是一个思想相对自由、新鲜言论层出不穷的时代，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满足于追求经济指标增长而顾不上社会公平状况日渐恶劣了。

而社会学的批判性视角，实质会使当权的人或1%那个层次的富人非常尴尬或不快，在不排除有一些希望维持现状而造成事实上是迎合当权者的社会学家，也有一些只想采集数据，对社会基本就是进行统计性归纳而不触及社会深层次问题的社会学家的前提下，我看到大多数社会学家面对权力过度集中的局面，面对贫富极度分化的局面，都会问让当权者汗颜的问题。美国许多著名社会学家是代表社会的良心，为平民、为底层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样的学科能不特殊吗？从事这样的学科的人身上是有“火”的，这可以从美国一些社会运动的领导人，一些成立帮助穷人、移民或难民的非营利组织的发起人，就是有社会学学位或受过社会学课程训练的而得到佐证。我这学期和一位已经教社会学27年的老师一起合教一门课，她上课时对“美国梦就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到位的分析，比我更直截了当，这令我受到教益。在一次与学生的讨论课上，这位对奥巴马政府寄予了希望的社会学老师说过的一番话令我印象很深，她说：

“美国总统总是有经济顾问，那些经济顾问认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但是我认为他们还不懂。要懂得美国，得有社会学的角度，得懂得美国的方方面面。经济不是唯一的引起问题的原因。我认为如果总统自己能有社会学学位会更好，那样他们会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我怀疑。因为只有当你懂得问题出在哪里，你才真的知道可以怎么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番话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的领导人改革后也一向倚重于经济学学者的智囊意见，但是没有社会学的角度。其实中国的许多问题即使是经济为其外在表现形式，而内在还是由于资源、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导致，即深层次而言这是社会学的问题。

社会学还是一个极其不受尊重的学科。很多人觉得用社会学方法做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过是自己早就知道的常识，所以认为靠想象就可以猜到结果。社会学说出来的话不像有些学科如国际政治学、经济学那么高深莫测，那些学科的报告会把人听得一头雾水，而社会学说的好像不过是平常人的生活琐事，是街谈巷议似的东西，于是不少人以为只要买几本书在家看看就一样可以掌握社会学的真谛了。但是社会学的批判性思维不是一时一日之功，这种批判性思维也有赖于一颗不那么功利、势利的心。甚至就是从事社会学研究或教学多年，如果你没有有意识地去思考一些棘手的问题，而是绕着走，挑安全的东西来弄，那你仍然可以是一个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名义上的社会学家”。

社会学是尊重现实的，要求的是真实，要避免方法上人为制造的偏差而导致研究结论的无效或扭曲。注重方法论的社会学者本身会特别珍惜、看重来自一个群体或组织各个角落的声音。我记得我的硕士指导老师在评价她在大陆做工人研究的经历时说过，

“我做过田野研究后才知道研究是一件多么花费时间、精力、要很用心去想去分析的事情。所以我尊重每一个花时间去做的研究。而且我也发现很多人对做社会学研究没有什么尊重，包括从事社会学的人或是企业里的管理干部。他们以为只要给你几个工人去访问，你就可以回家写论文了，他们也不愿给你你想要的研究对象，而只是派那些平时听话的工人来给你做访问。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学，也不尊重做社会学的人。”

我的导师为了做博士论文，出身于富人家庭的她在深圳和香港两个玩具工厂的流水线工作了一年的时间。很多年前，从英国留学回国的费孝通为了研究瑶族人的文化，深入广西瑶族山区，他年轻的新婚妻子也落入捕捉动物的陷阱而死去。社会学研究是很艰苦或危险的，那么在课堂里讲课应该轻松了吧，但是我和我的有种族主义思想的学生的交锋，就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经历了才知道其滋味。这些又何尝不是一场真实的田野研究呢。

在想去学点东西的心情下，我去香港的一所大学上研究院去了。那时候去香港读书要办理复杂的留学手续，香港是一个神奇、充满魅力、中西文化融合得极其自然的地方，也是把我悄悄地改变了的地方。虽和深圳只是一河之隔，可是的确是两个世界，因为那里的政治制度与大陆不同，而那里的大学教给我们的社会学，与中国大陆的截然不同，老师都是美英法等国家很好的学校回来的博士，采取的是美国、英国的教学路径，我们的指定阅读全部是英文。而且这些材料中很多是美、英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批判性的分析，一个颠覆性的概念、理论世界被放到眼前，我感到思维受到极大的冲击。

在那里的六年，改变了我对中国社会模模糊糊的认识，可以说对中国大陆的很多做法感到不满，变得很有批评性，就是因为那里的教育的直接后果。对来势汹涌的大陆商业化、消费主义的反感和困惑，使我冥冥之中走了一条和很多当时一起读学位的同学完全不一样的路，他们拿学位后回到了自己的单位或调到更好的大学，相继担当了学术或行政重任。而我来到了美国，来到了就是本土博士都不容易找到自己理想工作、竞争性极强的美国。

诚实地说，在香港的六年，使我对中国开始有了一点批判性思维，但另一面对美国却是一边倒的崇拜。以为美国就代表了公平、正义，最先进的国家，最好的理念。殊不知正是由于要教社会学，而接触了大量美国本土学者对自己这个社会的分析，加上本来已经有意识被训练的看问题的视角，我看到了由社会学家们所揭示的一言难尽的美国。人生是一个过程，能够一点点思考和认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第一的社会，无论怎样都是一种提升。

我认为美国在学术自由方面，由于大学和政府没有中国那种依附关系，所以大学是有学术自由的，这是最可贵的地方。教学也有自由，什么议题都可以讨论，不能回避。即使人们知道一些东西很敏感，可是不会因为敏感就得绕道而行。我喜欢让学生讨论，发表见解，既有幼稚的声音，也必然有老练的声音。从学生身上我总是学到很多，我感谢他们，就是那些让我感觉“头破血流”（心里的感受）的学生，我也感谢他们，因为没有碰壁就没有成长。

有所感触的东西才能写点什么，我这个博客贴过许多分享我上课经历的文章，有受挫的经历，有学生的真知灼见，我也介绍了一些美国媒体对敏感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我欣赏美国媒体对棘手议题迎面而上的做法，这不仅是勇气，还要有智慧。

社会学身上是有“火”的，这种“火”，正是它可贵的地方。认识到这种“火”，认识到这种“火”对社会的影响，是目前我的一点思考。

2013年4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