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问了当地精英学校的教授一个问题以后

我像空气一样透明----法学教授在我问了一个他没法回答的问题后，越过我转向了两位白人，在一个关于民权的讲座上。

昨天才看到一篇由昭君转贴的《精英教育的误区》的精彩好文，今天就在学校一个关于“本城市与民权”的题目的讲座上见到一位当地的教会私立大学里的法学院教授，他深色西装，打着一条颜色活泛的领带，是一位白人，从纽约和三藩市的大学转到我们这个白人占91%的中等城市工作，也就是四年的时光。

他的演讲颇符合人们对一个法学院教授的期望，吐字清晰，风度翩翩，也许还刻意地展示一种“纽约腔”？因为我感觉得到他很注意自己讲话的语速、讲话的质量、讲话的派头和气质，总之，我对他的演讲水平是折服的。

他列举了许多我们这个城市在公民平等与社会公正方面做得不够甚至很是差劲或糟糕的地方，比如，城市的人权委员会的九个位置在网页上居然全是“空缺”这样的令人疑惑和尴尬的字眼；比如，城市的警察系统被联邦某机构评价为有种族歧视的行为；比如，城市的监狱里关着大大超过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的黑人。演讲的最后环节自然是提问题与回答。

一个问题来到我心里，我想，我的学生（每一次都是白人男生）常常提出的一个令他们很困扰或他们很想学习的概念，是“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他们都是基于黑人对白人的歧视而提出反向歧视这个问题的，照我的理解，反向歧视也是歧视，只要是歧视，就是违法的。但是法律上有这么一条吗？法律上规定的条文好像都有一个假定（assumption），就是歧视是发生在统治群体对弱势的种族的歧视上而非相反，但是这个假定本身是否值得问一个“是这样吗”，我为什么不趁今天这机会来问问这位法学教授呢？这个问题，在今天这样人全部坐满，大概有两百多人的讲厅里，是一个合适的问题吗？他不会不知道答案吧？我心里慢慢想着这些问题，准备看时机来提问。

等大家的提问进行了五、六分钟后，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举手问：“我就是好奇，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一条法律来界定什么是反向歧视的？”（我的问题不可谓不直截了当简洁明快，因为我感觉时间有限没时间说太多铺垫性质的话了。）

他明显一愣，然后有点口吃地问：“你说的反向歧视是。。。”

我没想到他会把球踢回来给我，我问这个问题时也的确是assume了他也知道什么叫反向歧视，我以为即使他要反问我，也是会以“你说的反向歧视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可以说不或说是的。结果现在变成要由我来定义反向歧视。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

我：“反向歧视通常是指少数族裔对主流群体、主导群体（dominant group）的歧视，在学生们的日常对话中，他们时不时地会提到反向歧视这个现象。”

他显得毫无准备，然后说：“反向歧视，这个嘛，呃，这个吗，呃。。。哦，Affirmative Action, 这是一个经常受到反向歧视这样的评价的政策。”我马上在下面点头表示支持。

“Affirmative Action之所以受到了打击，是因为主流群体在担心人们的竞争是否还是公平的，一味照顾少数族那么主流群体的利益就受损，在高等教育中对Affirmative Action的批评尤其引人瞩目，还有东部消防员的case，也可说是反向歧视的例子。。。”这位白人教授侃侃而谈。

他一直在说话，但是一直没有说到有无对反向歧视的法律上的审定和考量标准。我说谢谢你的回答，接着又有人问他两个问题，他很快地回答了他们，主持人看时间到就宣布散会了。

我想我该去向他表示谢意，或告诉他为什么我要问一个显然令他有点措手不及的问题，也趁机和他再探讨一把反向歧视。于是我走上前面他演讲的地方，我们学院的一位历史老师正向他介绍自己，并和他交谈，我站在历史老师旁边，很自然地等他们聊，听他们聊着，聊着，我只是等着轮到我而向他请教一下反向歧视的问题。

他和那位历史老师握手言别，这时我以为他会来和我打一下招呼，然而，他经过我，很热情地去和一位站在更远处的观众席的人握手，我也就跟着站到他们身边去了。 那个人刚才也提问了，现在他们开始讲一个现象，就是人们喜欢根据相貌猜测谁是罪犯的一个实验，他们热烈而熟络地交谈，以至于我在想他们之前是否就是熟人。他们不停地说着，我站在他们旁边听他们讲，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他们不停地在重复一个同样的心理学实验的话题，连我都觉得他们简直就是在没话找话了。只是这个教授一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

我的耐心和勇气已经近乎用完了，我还要去准备自己的东西呢。于是我退出那块地方，经过主持人身边，谢谢她主持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活动。在我要走到门边时，我听到那个提问的人说“对不起，是不是我妨碍了你要和他说话了？”

我淡淡地说：“没关系，我得离开了，因为我还有事。而且，那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我知道。”（我心里说的是我就是没事也经不起这么干耗着呀？）

那位法学教授说：“给我写邮件，我们可以讨论。”我点点头谢了他一下。

可是回到办公室，我忽然对自己刚才的遭遇有一个观察，就是他两次绕开我，回避我，而去和我的历史学同事聊，和那位显然在认识的秩序上应该在我后面的人讲话，而就是对我的等待视而不见。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有相关经历），做完一个演讲后有人等着和你交谈，你是能看得出来的，要不然你也太迟钝了，可我觉得他是有意避开我，难道是因为他不想和我讨论反向歧视这个（政治不正确的）烫手山芋？这个现象本身不就很有趣吗？

这个大学在当地就算是一个公认的精英学校，里面的教授自然是精英。精英，昭君那篇转发的文章里提到的精英的特征，在这位法学教授身上尽管很微妙却很精确地显示出来：他们不相信除了自己之外还有“明白人”（明白人不等于是真正的明白人，或任何时候都很明白的人，所以我加了引号），他们并不认识自己，自然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别人。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认识在他们的判断里没有“价值”的人。因为他把我晾在一边“凉快”的过程，不愿去探讨一个哪怕是棘手却也是必须去面对的话题，不就是一个显示他自己的傲慢和没有好奇心的过程吗？

我像空气一样透明，法学教授在我问了一个他没法回答的问题后，越过我转向了两位白人，在一个关于民权的讲座上。

我为自己在等得不耐烦之后，选择义无反顾地离开，给他一个脊背的做法感觉很好，为自己喝彩吧我做了该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很小，对有些人而言小得或许不值一提，但是我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很多时候极其微妙。

2010，2，25 写，27号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