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跳解千愁吗？想起我读研时也有人跳楼的事 昨天看万维图片新闻得知有一位在浙江大学工作的从美国回国的海归博士涂序新，在校园公寓跳楼身亡了。这无法不让我想起94年在香港读研时，一位大陆去的研究生跳楼的往事。 那一天我怎么也忘不了，一个用普通话和粤语念都是极好的日子的日子：10月18日。中午时分，接到在何善衡工程楼读博士的好友电话，背景声音极为慌乱，她说工程楼有人跳楼了。我大吃一惊，问是谁？ 好友说了一个名字，我又大吃一惊，什么，怎么是他？“我昨天还见到他，在我下山的时候，他还和我打了招呼呢，”我脱口而出，眼前是他和我打招呼的微笑的样子，我的心抽紧了，无法呼吸。 是他？一个样子清秀、戴着一个很不错（那时候我们叫洋气的）的眼镜、个子颀长的25岁的小伙子，IE系（信息工程）的博士生。 是他？一个昨天还和我摆摆手打招呼的熟人，我们知道他是清华毕业的本科和硕士，是一路顺利的高材生，听说他到香港以后，因为论文项目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而他这方面比较弱，他自己觉得还不如导师的硕士生，自卑感很强，觉得很沮丧，但是听说经过同学劝解，已经好多了，这些都是在一周前，我们在男生那层楼那里包饺子时，他也经过，还来吃了几个，记得他不笑，很严肃的样子，他勉强吃了几个，说好吃，然后就消失在宿舍里，几个男生就讲了他的事情。当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听说他给他的香港人导师写了长信，里面说他永远感谢他的指导，并一再说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这一跳，整个工程楼都乱了，他同一个实验室的同学更是伤心欲绝，有两个是大陆来读书的女博士生，听说她们当场就哭得眼睛通红，站都站不住了。 他的妻子在加拿大读博士，他的父母在国内，他妈妈一听这个消息就昏倒了，接着就瘫痪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的爸爸变成要照顾他一病不起的妈妈，无法赶到香港来处理后事，后来，还是他妻子来了，我有一点点印象，记得那是一个苗条的披着长发的背影，在工程楼他跳下的地方站着瑟缩着默哀，一个小小的花圈放在绿绿的草坪上。 毕竟他和大家都没有太深交，慢慢我们就不再提起这件事了。而且我一直觉得他没有真的走，任何非正常的离开人世，给我都是这种无法相信斯人不再的感觉，我恐惧死亡，特别是非正常的死，我总觉得他们都还活着，哪一天就会回来。 死是一件很怕人的事情，如果连死都不怕去做，真的应该好好活在这世上，尽管活着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女研究生，好像是读物理的博士生，从新疆来的，她脸黑黑的，经常绷着，很严肃，见到熟人就问，“你最近发paper了吗？发了什么paper？”弄得她熟人恨不得见到她就躲着走，这不是最吊人神经的问题了吗？后来听说她也得了神经衰弱，转到物理化学专业去了。 生命很脆弱，一跳能解千愁，但是留给家里人和朋友的，又是怎样的哀愁呢？这个浙大的海归，不知道到底什么事这样想不开，从他回国时间并不长来看，可能更多是个人的悲剧，但我也把它看作是教育的悲剧，我们的教育，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是否应该让人们更多地思考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并且用一些实例经常探讨、沟通一下？生命的意义是职称，论文，功成名就，还是奉献多于索取？当年钱学森、叶笃正那些老海归们，好像没有自杀的吧？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看到网友们提到现在的人索求多于贡献，即Rondo的观点，我非常有同感。整个时代的“前进”，应该看到前辈们的境界比我们这几代人整体来说是要高很多的，这只是我的观察。 作为海归，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在国内学术环境中的位置？星光在他（她）的博客中说，还是要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才好海归，我想，不论海归还是海留（留在海外的），不都要有一定的心理素质才能好好活着，并且相信活着就是幸福吗？（这里借用立青博客的题目），如何具备好的心理素质，这应该也是教育学和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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