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被杀害以后

11点 25分，我的一个黑人学生在上课前五分钟走进我办公室，他扶着额头进来的，我以为他病了。他扶着额头说：

“今天我不是感觉很好。”我心里嘀咕一声又怎么了，这学期他的几个孩子生病或在学校被校长处分的事情是他无法来上课的原因，难道小孩又有什么？在吭哧了一会儿后，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出了：

“我的一个朋友昨晚被谋杀了。”（My friend was murdered last night）

我大吃一惊，我第一个反应是他今天计划要做的研究报告肯定做不了了。

我说怎么回事，你知道你的朋友是被谋杀而不是事故？

他摇摇头，“是谋杀”，他说，眼睛无法睁开的样子使我为他而尴尬和难过。泪水由眼角渗出，他说“昨晚我一直在他的家中。”

“这位朋友15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比我小五六岁，和我的小弟弟一样大。”

“他32岁。”“凶手的车已经找到，但是凶手还是自由的。”

“就为了80元钱，他（凶手）杀了我的朋友。”“我今天没法做我的报告。对不起。这位朋友和我一起去做我的研究的。”

这位学生的研究是关于“有多少已婚、有家庭的男人去无上装俱乐部娱乐？”。至于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是因为他的最大的孩子的母亲就是跳脱衣舞的。他们没有结婚，有一个孩子。由此他对脱衣舞俱乐部的从业人员颇为熟悉，所以选择做这样一个比较不常见的题目。

这个学生在我的婚姻与家庭课，一直是很积极参与讨论的学生。有三个孩子，都是非婚生的。所以他对婚姻抱着很怀疑的态度。就在两天前的星期二，他还说出“噢，这个课令我想再一次沉入爱河。”我听了自然很高兴。然而今天的世界对于他就是黑暗的，他的一个17年的好友死于谋杀。这是一个怎样残酷的现实让他去承受！

对于我，我今天既震惊，又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说更多的话。因为我还有几个组的研究报告要听和评论。他答应去上课，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不能做报告。我慢慢地习惯了学生会突然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事情。毋庸讳言，上我们学校的不少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社会学研究已经证实，低收入的家庭的人，生病（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惹上法律的麻烦的机会都高于高收入的人群。我慢慢地意识到，这就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要接受残酷的现实。因为如果来自社会的较低层，会有更大概率发生比较残酷的事情。事情都是有关联的，当一个人，在昨晚的这个城市，被谋害，失去了生命，他给他的朋友带来的悲痛使他的朋友无法做同学们翘首以待的研究报告。

我感觉一定要去鼓励他一下，于是我走上前，本想拥抱他一下，但是改成了用双手扶着他的双臂，用力地摇着他的手臂，我说：“你还好吧？你可以上课去吗？你要振作、保重！”

生活对于一些人是特别艰难的，我愿逝者安息，学生平安。心里有一种无名的愤怒和无奈，无处述说，只好将它放在这里。

2013，6，13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