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的镜子前照照自己

       今年是六四二十年，这个学生运动将成为一个当其时在校的大学生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具有无限象征意义、一言难尽的符号。

        这些天看了好几篇很好的反思六四的系列文章，但凡一个群众运动，真正的、严肃的反思永远是必要的。时间所限，无法阅读全部，我看到的几篇好文是新蓑笠翁的，枫苑梦客的，和芦笛发布在万维网墨上的分析柴玲如何劫持了学运的文章。三个人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我注意到的，就是三位都不是在校大学生，而是已经在工作的，我们大学生叫成社会人士的作者，他们文章的共同点，是全面、客观、公正，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不是道听途说来说话。而且分析的矛头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当时的学运领袖身上。我觉得这些文字很难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还有许多充满感伤的纪念文章。我那椰公也拿起了久已搁下的“金笔”，写了一个小小的系列。其中他说了一句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的话，就是说除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他有一点投机心理，觉得必须去参加游行，否则。。。（后果难于预料）。这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的触动，因为我还记得当时他头上扎着白布条，用单车把我带回家那段经历，我们都认为自己快要可以牺牲自己，要做“英雄”，要为社会而呐喊，那是一个不见硝烟而却可以闻到硝烟味的年代。。。

       可是这种英雄主义里竟藏着不那么多却在那儿的不可告人的私心，我钦佩自己老公能这样坦率地承认不那么漂亮的私心，他说倡议大家都来说说自己在六四中的经历，这样才能拼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画面。还有什么比真实、完整更有价值的呢，对于这样一个众说纷纭、而其后又一直被各种政治力量利用来炒作的学生运动，真实就是历史可以尽量客观的评价它的最重要的、最需要的素材。

        六四就像面镜子，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它的面前照照自己。我还是觉得，说别人容易，而自己在那场运动中到底是怎么做、怎么想的，相信每一个人都能照出一点东西来，可以是纯洁、无辜，也可以是别的不那么容易分类的东西。趁着现在还记得，记下来，是每一个经历过那段难忘岁月的中国学生可以做的一件事。

        当时，我在中山大学，我不常在宿舍里睡觉，因为热，我家就在中大旁边。广州的大学生的学运，主要是声援北京，我们中大人都知道对广州各大学的损人的说法，就是“中大是伪君子，华工是二流子，暨大是假洋鬼子，华农是土包子，华师是叫花子（指的是穷人才去读师范）”，从中可见中大人的心理优越感；同时全国大学之间也有说法，中大人参与政治的意识不强（被人称为“山中大学”），整个广州地区的大学都有这种味道。

       记得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人来中大男女生宿舍塞了传单，叫大家声援北京学运，反对官倒、腐败。我们班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就跟我说，我们要行动了，你看怎么样？我还记得我对她说，中大要游行应该要有自己主见，不应该只是跟在华工屁股后头走，我还说，看这传单写得水平也不够。我心里还不太情愿就这样只是为了跟随而去游行，我觉得应该发展出自己的口号，而不是只是打声援北京的旗号。

         但是那天下午（5月中旬一天），在我回宿舍的路上，我看到东区宿舍区走出大队学生，横幅、旗子（各个系的旗）、大字报都有了，场面宏大，我站在旁边看，找我们班的人，突然就看到我们班的人马走过来，男生女生的脸都洋溢着严肃和豪放，我心里突然一沉，一热，觉得自己怎么还站在这儿，那不是最大的落后分子又是什么？我不是个关心政治的人，我爸爸常给我说离政治远点的话，因为他们经历过文革。但是那一刹那，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孤单，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加入进去，我就会被排斥在外围，我就没有做学生的资格了！

        于是我单车也不管了，就一锁，停在路边，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叫着同学的名字，他们看到我，都兴奋地叫我的名字，那种被集体收回去的感觉很好！

        我们一路游行，太阳很大，整个海珠桥已经没有车子了，全部让给我们大学生了。我们喊着口号，越来越豪迈，市民们给我们汽水，白开水，我们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天之骄子，大家都那么支持我们。

        我和一位中文系的才子碰巧有一段走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诗社的，彼此熟悉。他是东莞来的学生，家里是经商的。他问我：“这样走，感觉怎么样？”我说，“很自豪，可以为社会做点事，呐喊一下。”

        他露出一副“居然这么正经啊”的表情，笑说“哇，这么厉害啊？我只觉得能这样走走很不错。”，这个不够先进的答案令我皱眉，尽管在今天上午我还觉得不至于一定要游行吧，现在居然已经很豪迈。

        那天傍晚才回到家，我对爸爸妈妈说“我去游行了！”，爸爸脸上很兴奋，说“做得好！”我嘴快，又来一句：“其实我本来还不想去，看到我们班同学都去我就去了”，我爸的脸一下变了，默默地坐到那张懒人椅上去。后来我妈妈拉我到一边，说：“你爸爸生气了，高血压上来了，你爸爸认为应该去，中国需要变革，学生运动是好的，你怎么。。。”，我一楞，觉得自己觉悟是太低，应该高一些！

        第二天，我们宿舍一位北京来的同学去省政府门口绝食了，我们班同学一起去看她，她也是我极为要好的朋友，我对这场运动的情绪，受到这位一向对政治很关心的同学的鼓舞，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她一个人顶不了多久，我要把她替下来，一个接一个地绝食下去，这样我也是英雄呢。

       见到那个北京同学了，她很虚弱地走出来，我们都和她握手，我记得几个女生是带着哭腔叫着她名字，和她握手的。我和她握手时，在耳边告诉她：“坚持一下，下面我们会把你替下来，我会来代替你。”她感动地点头。

        可是，第二天，好像北京就宣布戒严了，我们的同学和别的绝食学生被学校的汽车运输回校园，我们同学回到宿舍就卧床休息，她还自己起来走路去饭堂打饭。我们在楼梯上见到，又握手。

        我们班绝食的同学，是最早入党的学生会干部，但是因为绝食，写上档案，毕业时只能去了一个私人化妆品公司。我们心情沉重，知道秋后算账的滋味，她给我们同学毕业册上每一个的留言上，在那格“你最喜欢的格言”一栏，一样的写着

“活着”。

        她凭借出色的素质，写作才华，活动能力，成为后来中国一本专业时装杂志的主编。

        我在六四这面镜子前，照出那时的我，就是随大流的一个，而且还是不怎么情愿跟在华工后面的一个，感觉自己其实是少数分子，那时候的确有个感觉：不去游行就是另类；一旦去游行，又意气风发，我还承担了捐款箱任务，市民捐款很踊跃，就让我觉得市民也是向着我们学生，所以后来就觉得绝食是英雄行为，而没有把绝食的政治意义想太多。这是很盲目、幼稚的，也有投机心理，但可惜，我就是这么个水平。所以我觉得芦笛的对群众运动的心理分析，是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