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的鏡子前照照自己 今年是六四二十年,這個學生運動將成為一個當其時在校的大學生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具有無限象徵意義、一言難盡的符號。 這些天看了好幾篇很好的反思六四的系列文章,但凡一個群眾運動,真正的、嚴肅的反思永遠是必要的。時間所限,無法閱讀全部,我看到的幾篇好文是新蓑笠翁的,楓苑夢客的,和蘆笛發布在萬維網墨上的分析柴玲如何劫持了學運的文章。三個人的文章,有一個共同點我注意到的,就是三位都不是在校大學生,而是已經在工作的,我們大學生叫成社會人士的作者,他們文章的共同點,是全面、客觀、公正,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而不是道聽途說來說話。而且分析的矛頭最後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當時的學運領袖身上。我覺得這些文字很難得,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還有許多充滿感傷的紀念文章。我那椰公也拿起了久已擱下的“金筆”,寫了一個小小的系列。其中他說了一句連我也是第一次聽到的話,就是說除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他有一點投機心理,覺得必須去參加遊行,否則。。。(後果難於預料)。這段話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心理的觸動,因為我還記得當時他頭上扎着白布條,用單車把我帶回家那段經歷,我們都認為自己快要可以犧牲自己,要做“英雄”,要為社會而吶喊,那是一個不見硝煙而卻可以聞到硝煙味的年代。。。 可是這種英雄主義里竟藏着不那麼多卻在那兒的不可告人的私心,我欽佩自己老公能這樣坦率地承認不那麼漂亮的私心,他說倡議大家都來說說自己在六四中的經歷,這樣才能拼出一個完整的、真實的畫面。還有什麼比真實、完整更有價值的呢,對於這樣一個眾說紛紜、而其後又一直被各種政治力量利用來炒作的學生運動,真實就是歷史可以儘量客觀的評價它的最重要的、最需要的素材。 六四就像面鏡子,每一個人都可以站在它的面前照照自己。我還是覺得,說別人容易,而自己在那場運動中到底是怎麼做、怎麼想的,相信每一個人都能照出一點東西來,可以是純潔、無辜,也可以是別的不那麼容易分類的東西。趁着現在還記得,記下來,是每一個經歷過那段難忘歲月的中國學生可以做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中山大學,我不常在宿舍里睡覺,因為熱,我家就在中大旁邊。廣州的大學生的學運,主要是聲援北京,我們中大人都知道對廣州各大學的損人的說法,就是“中大是偽君子,華工是二流子,暨大是假洋鬼子,華農是土包子,華師是叫花子(指的是窮人才去讀師範)”,從中可見中大人的心理優越感;同時全國大學之間也有說法,中大人參與政治的意識不強(被人稱為“山中大學”),整個廣州地區的大學都有這種味道。 記得是華南理工大學的人來中大男女生宿舍塞了傳單,叫大家聲援北京學運,反對官倒、腐敗。我們班長(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就跟我說,我們要行動了,你看怎麼樣?我還記得我對她說,中大要遊行應該要有自己主見,不應該只是跟在華工屁股後頭走,我還說,看這傳單寫得水平也不夠。我心裡還不太情願就這樣只是為了跟隨而去遊行,我覺得應該發展出自己的口號,而不是只是打聲援北京的旗號。 但是那天下午(5月中旬一天),在我回宿舍的路上,我看到東區宿舍區走出大隊學生,橫幅、旗子(各個系的旗)、大字報都有了,場面宏大,我站在旁邊看,找我們班的人,突然就看到我們班的人馬走過來,男生女生的臉都洋溢着嚴肅和豪放,我心裡突然一沉,一熱,覺得自己怎麼還站在這兒,那不是最大的落後分子又是什麼?我不是個關心政治的人,我爸爸常給我說離政治遠點的話,因為他們經歷過文革。但是那一剎那,我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孤單,我意識到如果我不加入進去,我就會被排斥在外圍,我就沒有做學生的資格了! 於是我單車也不管了,就一鎖,停在路邊,三步並作兩步,衝過去,叫着同學的名字,他們看到我,都興奮地叫我的名字,那種被集體收回去的感覺很好! 我們一路遊行,太陽很大,整個海珠橋已經沒有車子了,全部讓給我們大學生了。我們喊着口號,越來越豪邁,市民們給我們汽水,白開水,我們突然覺得自己成了天之驕子,大家都那麼支持我們。 我和一位中文系的才子碰巧有一段走在一起,因為我們都是詩社的,彼此熟悉。他是東莞來的學生,家裡是經商的。他問我:“這樣走,感覺怎麼樣?”我說,“很自豪,可以為社會做點事,吶喊一下。” 他露出一副“居然這么正經啊”的表情,笑說“哇,這麼厲害啊?我只覺得能這樣走走很不錯。”,這個不夠先進的答案令我皺眉,儘管在今天上午我還覺得不至於一定要遊行吧,現在居然已經很豪邁。 那天傍晚才回到家,我對爸爸媽媽說“我去遊行了!”,爸爸臉上很興奮,說“做得好!”我嘴快,又來一句:“其實我本來還不想去,看到我們班同學都去我就去了”,我爸的臉一下變了,默默地坐到那張懶人椅上去。後來我媽媽拉我到一邊,說:“你爸爸生氣了,高血壓上來了,你爸爸認為應該去,中國需要變革,學生運動是好的,你怎麼。。。”,我一楞,覺得自己覺悟是太低,應該高一些! 第二天,我們宿舍一位北京來的同學去省政府門口絕食了,我們班同學一起去看她,她也是我極為要好的朋友,我對這場運動的情緒,受到這位一向對政治很關心的同學的鼓舞,我突然產生一個想法:她一個人頂不了多久,我要把她替下來,一個接一個地絕食下去,這樣我也是英雄呢。 見到那個北京同學了,她很虛弱地走出來,我們都和她握手,我記得幾個女生是帶着哭腔叫着她名字,和她握手的。我和她握手時,在耳邊告訴她:“堅持一下,下面我們會把你替下來,我會來代替你。”她感動地點頭。 可是,第二天,好像北京就宣布戒嚴了,我們的同學和別的絕食學生被學校的汽車運輸回校園,我們同學回到宿舍就臥床休息,她還自己起來走路去飯堂打飯。我們在樓梯上見到,又握手。 我們班絕食的同學,是最早入黨的學生會幹部,但是因為絕食,寫上檔案,畢業時只能去了一個私人化妝品公司。我們心情沉重,知道秋後算賬的滋味,她給我們同學畢業冊上每一個的留言上,在那格“你最喜歡的格言”一欄,一樣的寫着 “活着”。 她憑藉出色的素質,寫作才華,活動能力,成為後來中國一本專業時裝雜誌的主編。 我在六四這面鏡子前,照出那時的我,就是隨大流的一個,而且還是不怎麼情願跟在華工後面的一個,感覺自己其實是少數分子,那時候的確有個感覺:不去遊行就是另類;一旦去遊行,又意氣風發,我還承擔了捐款箱任務,市民捐款很踴躍,就讓我覺得市民也是向着我們學生,所以後來就覺得絕食是英雄行為,而沒有把絕食的政治意義想太多。這是很盲目、幼稚的,也有投機心理,但可惜,我就是這麼個水平。所以我覺得蘆笛的對群眾運動的心理分析,是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