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公：我在6.4中的所見所聞（二）

       5月14號回到廣州。北京學生的絕食在北京和全國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影響。中央許多部委、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中央電視台（電視上也有趙忠祥去聲援的畫面）等紛紛上街聲援學生。報紙、廣播、電視台是出奇地全面報道，似乎暗示着中央支持。

        我所在學校也開始出現大字報，醞釀着遊行聲援。我的基本觀點是改革要慢慢來，要打好基礎，不要冒進。我不贊成絕食這種極端方式。但那時聲援成為趨勢，而形勢也變得無法預料。萬一現政府倒台，如果不去聲援，會不會被人以後算賬，受打擊而沒有前途呢？我承認，我有從眾和投機心理。可能當時許多學生也是這樣。例如我的一個曾在北京工作過幾年的同學開始聽說去遊行，直說那是盡胡鬧，也沒戲，勸我們不要牽涉進去。但5月16號後，他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對遊行十分積極。在北京以及各地轟轟烈烈的聲援隊伍里，是否也有許多像我和我同學這樣的人呢？

       5月17號（周三）下午，學校里的本科生開始了第一次去省政府門口的遊行（我們研究生計劃5月18號去）。椰子和班上的同學們去參加了。椰子班上的一個女同學，是學校學生會的幹部，17號上午已經去省政府門口絕食了。椰子和班上的同學準備陪那個同學。椰子甚至給她父母講了要換那個同學去絕食。

      那時我和椰子在談戀愛。椰子父親傍晚來找我，對我說椰子說過要去陪那同學絕食的話，他們也不敢說什麼，怕反而激將了椰子。椰子父親知道我比較穩重，要我無論如何要把椰子給接回來。

        得了這道“命令”，我騎上車就去了省政府門口。各個高校的學生們把省政府前的東風路堵得水泄不通。我在人群中找到椰子，叫她跟我回去，爭執了幾回，她還是跟我出來了。椰子的一個同學也跟着我們出來了。椰子的另一個同學叫我回去後給她媽打個電話說她不回去了。

        我騎着車，後面帶着椰子。馬路上不准騎車帶人。我把準備好的一塊上面寫着“聲援北京”的布條扎在頭上，大有一種我是學生我老大的氣勢。一路上果然暢順，把椰子帶回了家。

        晚上回到研究生宿舍，給椰子的同學母親打電話，告訴她她的女兒今天晚上不回來了。她媽媽是學校的一位有名教授，還是省政協委員。她母親一聽我的電話，聲音提高了8度，非常嚴厲地問我，為什麼她不回來？為什麼她不回來？你是什麼人？我一聽，也火了，對她說，我怎麼知道她為什麼不回來，我同她又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她托我給你打個電話。她母親意識到自己的失態，說對不起，謝謝。

        從椰子父母和椰子同學母親的反應可以體會到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經歷了多少運動，對運動看得很清楚，不想自己的子女牽涉進去。

        5月18號我們研究生去遊行。19號北京絕食行動停止。椰子的那位絕食女同學也回了學校，由於時間較短，沒什麼大礙。19號晚電視裡播了大會，宣布戒嚴。趙紫陽沒有出現。大家似乎明白了前段時間事態發展的原因。

        絕食雖然停止，但學生還在天安門廣場，陸陸續續有外地的學生加入。戒嚴部隊被北京市民堵在城外。許多學校停課，工廠停工，政府部門也不辦公。整個國家除了農村外，幾乎陷於癱瘓。學是無法上了，不少同學趁機回家。

        我的一個同學Z在回家的火車上，遇到一夥車匪對整節車廂搶劫，逼着人們把錢交出來。Z同學戴着校徽，車匪們一看，拍拍他的肩膀說，學生好，和我們是一路的，我們不搶。可見當時的混亂局面和學生的運動造成的始料不及的副產品。

       如果說上面說的Z同學回家火車上所遇具有黑色幽默，住我隔壁宿舍另一個系的X同學回家火車上所遇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X同學老家在江西，和我是老鄉。6月中下旬他回到學校，並帶了一個人到宿舍住，說是他的“同學”。過兩天帶着那“同學”去海南島。我們當時也沒留意。第二年X同學沒有被分配，也沒有讓畢業。後來才知道，他的那“同學”是他在回校的火車上碰到了曾任廣場指揮部幹部而被通緝的21人之一。那學生請X同學幫忙。X同學出於好心，帶他逃去海南。路上幾經波折，繞了不少地方。把那人送到海南後，X同學回到學校。

       不想那人後來還是被抓，不知怎麼，他把這一路南逃遇見了什麼人，怎麼走的都詳細地講了出來。X同學自然也被招了出來。知道這事後，我們都很憤怒，那人說他自己走的不就行了嗎，為什麼要把幫過他的人都說出來呢？這是什麼精英？

       這事可是大事。好在系裡和學校都竭力保X同學，X同學才免被抓進公安機關，只作學校內部處理。X同學是學生黨員，樸實上進，學習成績突出，也非常注重鍛煉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一心要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這事一發生，被打回原籍，兩年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大型國營工廠安排了一個工作（我父親大力幫忙，X同學前前後後在我家住過兩、三個月）

        6月4號後的幾天，謠言滿天飛。有人說軍隊已經包圍了廣州，坦克已經開到了海珠橋，馬上要到學校來了。有幾個膽大的同學騎車去海珠橋看，結果證實是謠言。6月5號，像全國許多地區一樣，我校有部分同學去堵海珠橋，號召民眾要抗爭，不要上班，用經濟壓政府。原本想的是廣州人都在收聽香港的電台，對北京發生的事消息靈通，市民們肯定會支持。出人意料的是幾百學生在海珠橋上根本堵不住成千上萬的上班市民。市民們說，我們已接了訂單，簽了合同，要履約。還有的說，不去上班，誰給我們開人工。廣州的改革開放當時走得較前，人們對經濟的關注度更高，這也是廣州始終沒出什麼大事件的原因。

        6.4沒有贏家，國家和個人都損失慘重。6.4是令人不願提起的巨大災難。6.4後的新聞發布會上，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據初步統計，6.4中有2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傷（這傷亡的數字確實是驚人的），但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主要的傷亡是在進軍天安門廣場的路上。後來在香港和美國，有的媒體和人總是偷換概念，說中國宣稱6.4沒有死人，這只能用別有用心來解釋。

        今天寫下二十年前6.4中的一些所見所聞，目的是趁記憶還清晰把那段往事記下來。我當時作為一名學生，有着希望國家富強變好的良好願望，有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滿腔熱血，但混雜着也有從眾和投機心理。作為6.4的經歷人（並不一定要在北京），對當時國家的混亂有切身體會。6.4後去農村基層鍛煉也使自己了解了更多國情和實際工作的困難和複雜性，不再高高在上，自以為是。20年後的今天，對6.4的基本觀點仍是：以武力清場的結局令人痛心，但非理性的極端行為帶來的後果卻總是同良好的初始願望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