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从陈文茜主持的节目里看到相关的访谈，太感人了。这是2014年感动中国的平民人物之一。

课间，陶艳波抓紧时间为儿子讲解上课内容。 王建一摄

一家三口在感动中国现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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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没，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十六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作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

2月27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的“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专业大四学生杨乃斌的“同桌妈妈”陶艳波，因为16年坚持陪患有听力障碍的儿子读书，获评“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

自从参加完颁奖典礼，成为新闻人物的“同桌妈妈”陶艳波那只习惯性静音的手机便开始忙碌起来，每当看到手机上那些来自媒体的未接电话，她不免有些不解：“我只是做了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从没想过能评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但在儿子杨乃斌的眼里，妈妈的伟大不仅仅是通过辛苦陪读16年，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学生，更重要的是，她使自己像正常孩子一样，拥有了做梦的权利和追梦的能力。

[3月7日，陶艳波动身前往海南，应邀到当地各中小学校做报告，总共140场，预计要两三个月才能回来。而在这段时间里，儿子杨乃斌也要在大四毕业前，第一次在没有妈妈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

虽然已经22岁，但对杨乃斌来说，这是他们母子——这对相伴16年的“同桌”——分别时间最长的一次。分别前夕，面对本报记者，不善表达感情的杨乃斌第一次吐露心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内心敏感又丰富的聋儿眼中的“同桌妈妈”。]

下定决心辞掉工作、只身一人去北京学习唇语时，之前从不写日记的妈妈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教育乃斌是我终身的职责

“乃斌，看妈妈口型，人工耳蜗的备用电池是不是在你兜里？”

又一次，我的四周突然异常安静，声音尽失。

妈妈双手紧紧地扶住我的肩膀，好让我们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高度。即使在焦急中，她也只能用缓缓翕动的嘴唇告诉我她的意思。

一场虚惊过后，她额头上密密麻麻渗满了汗珠。也许，因为这又一次触发了她对我双耳失聪的恐怖记忆。

我叫杨乃斌，父母给我取名“斌”，是希望我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像很多家庭一样，我的诞生承载着父母关于美好生活最完美的向往。然而，命运于我，似乎更钟情南辕北辙的玩笑。

因为当时只有几个月大，关于1993年冬天那场没脚20多厘米深的大雪，我没有任何记忆，也无从知晓父母是如何抱着我在齐齐哈尔老家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里，跌跌撞撞地从医院回到家。

庆大霉素药物中毒，左耳95分贝、右耳105分贝的重度神经性耳聋——两个月前的一场感冒发烧，千分之一的过敏概率就这样砸在了我的头上。

从那以后，我就什么也听不到了。那时候，爸爸每次从远在秦皇岛的单位回到齐齐哈尔老家，看到背对门口玩玩具的我，总会特意大声地喊：“儿子，爸爸回来了”，还故意把厚重的大皮鞋狠狠地扔在地板上。可我没有任何反应。无奈的他常常因此默默地掩面坐在门口哭泣。

这些，都是后来妈妈讲给记者听时我才知道的，她说自己当时的感受“就像天崩地裂”。

小时候，我去过的城市很多，北京、上海、南京、长沙、广州、重庆……为了给我治病，父母带着我跑遍了全国各地十几家知名大医院，但诊断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变成了一个“耳神经坏死”的孩子。

“快教孩子学唇语吧，再这样跑来跑去就把孩子耽误了。”北京一位好心的医生一语惊醒梦中人：孩子的最佳语言期为0—7岁，之后，声带将会发生变化，再怎么训练也就无效了，孩子很可能一辈子无法说话。

“我怎么能让儿子一辈子比比划划地活着？”只身一人到北京学习唇语前，妈妈辞掉了在昌黎黄金海岸哈尔滨铁路局疗养院的工作。当时她的领导劝她：大学毕业分配个好工作不容易，现在孩子已经是这样了，万一你的努力也没什么成效……你是不是需要再慎重考虑一下得失。

那天晚上，之前从不写日记的妈妈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句话：“教育乃斌是我终身的职责。”

在北京，康复中心的几十名学员里，只有妈妈一个人是聋儿家长，其余都是各地特教学校的老师。每天上课时，妈妈总是最早一个到，坐在最前排的位置。

[如今，虽然杨乃斌说话的声音还稍显含混，语调偏硬，但完全能与人正常交流。陶艳波获奖后，许多人问她，怎样能让一个听不到声音的孩子全凭看人口型学会说话？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无法想象。]

[陶艳波常会边回忆边演示：“我事先准备一些小卡片，把要教孩子说的话分别写在我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让乃斌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以便我们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个高度，再把他的一只小手放在我的脖子下面，感受我说话的时候声带是如何震动的，再让他看着我的口唇是怎样发音的……”]

[回忆起这些往事，陶艳波总是显得很平静、很自然，闻者却无不唏嘘感慨。]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当时我年纪很小，根本不得要领，被封闭在无声世界里，动不动就烦躁地哇哇大哭，甚至用小手打妈妈、推妈妈，妈妈却只能默默地流泪。

虽然妈妈每天对我说的话能拉一火车，但几年下来，每天的希望总要变成失望。可妈妈没有放弃。

快到3岁的时候，妈妈看到我特别喜欢交通模型的玩具，就给我买回来许多。每当我要玩玩具飞机的时候，她就一手拿着飞机，一手拿着写有“飞机”字样的卡片，让我摸着她的声带，不停地说“飞机”、“飞机”……当我玩汽车时，她就又拿着汽车和“汽车”文字卡片，让我摸着她的声带，说“汽车”、“汽车”……

就这样，她每天从早到晚跟着我一起在床铺上、沙发上爬上爬下，在地板上摸爬滚打……

在我4岁那年，奇迹终于出现了。

那是我过生日的那天。看着生日蛋糕旁黄灿灿的香蕉，我伸手想摸摸，却怎么也够不到。一瞬间，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回过头，望着妈妈喊了一声“妈妈”——

为这一声呼唤苦苦等待了三年的妈妈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后，她大声叫着在厨房忙碌的爸爸，“孩子他爸，你快来听啊，我们孩子会喊‘妈妈’了！”

妈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让儿子开口说话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陶艳波的第二个梦想就是要把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学校读书。]

即使仅仅是迈进一所普通学校的大门，我们都需要有比别人更优秀的表现，揣着别人不会有的战战兢兢

我们家住顶楼，在房顶的阁楼上，七八个装满笔记本的白色泡沫水果箱至今安安静静地堆在角落里。

那是“我”从小到大的课堂笔记。笔记本里的字迹密密麻麻，全是妈妈一笔一画为我写下的。课堂上的内容，妈妈几乎有闻必录，如今，随便拿出一本，当时课堂上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这些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笔记本是我和妈妈同桌16年最忠实的见证者。

[陶艳波辞职后，谋生的担子便全部落在了就职于同一家疗养院的丈夫身上。在儿子的成长岁月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杨乃斌5岁时，陶艳波只身带着孩子从秦皇岛返回老家齐齐哈尔上学，小学毕业后，母子二人又迁至天津就读。因为不希望儿子一辈子被禁锢在只有聋哑人的圈子里，陶艳波下定决心让孩子上普通学校。而她，却变成了普通学校里那个最不普通的家长。]

上大学以前，我几乎从没坐过教室中间的位置。因为听力原因，我没法跟上老师讲课，妈妈只好一直在我身边陪读。为了避免挡住后面的同学，也为了方便我看老师的说话口型，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位置总在第一排靠近两面墙壁的两张桌子中倒换，作为同桌的妈妈，永远是靠墙坐的那个。

小学时，因为大家个子都小、课桌也很矮，妈妈就从家里拿来一个15厘米高的小板凳，坐在矮板凳上时，妈妈要把腿盘起来，像大虾米一样后背深深地弯下去趴在桌子上做笔记，有几次因为腿麻，她没等站起来便摔倒在地上。

小学毕业后，我们来到天津上初中。第一节英语课还没上完，妈妈就低下头抹开了眼泪，下课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里的老师采用了全英语教学，而妈妈上学时没学过英语，老师的讲课内容她一个词都听不懂！后来还是在老师的建议下，妈妈买来了录音笔，把课堂内容全部录进去，每天下晚自习回家后，再一句一句听录音硬讲给我听——就这样，我们晚上总要学到一两点钟。

[如今，这支早已“退役”的录音笔仍被杨乃斌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卧室的白色书柜里。录音笔银灰色的塑料表面已经斑驳老旧，可“开始”“暂停”等圆圆的功能按钮却被磨得格外光亮——就像它们上面凝结的那些爱一样，永不褪色蒙尘。]

高考前，学习更加紧张了。为了跟上老师的进度，妈妈每天早晨五点半就把我叫醒，带我读1小时英语，读半小时语文，早餐之后再到学校参加正常的晨读。每天七节正课，妈妈一堂不落地陪着我听下来。为了不影响老师第二天讲课的进度，每天晚上她还要带我把第二天要上的课先预习一遍，把那些难懂的、不理解的问题用红线画出来，把要提问的问题写到一个小笔记本上。

临考前一个月的一天早上，我们俩骑着电动车飞快地往学校赶。因为没有注意到路面井盖被盗，电动车被绊倒了，妈妈一下子被甩出好几米，我也摔倒在地。我爬起来跑到妈妈面前，只见她手上、腿上血直流，被摔懵了。我又急又怕，抱住妈妈大哭起来：“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妈妈虽然也疼得直掉眼泪，却咬着牙跟我说：你必须去上学，快走！看我不肯，妈妈就训我，最后我只能一步一回头地向学校走——这也是我上学以来极少几次“同桌”缺席的情况之一。

后来有好心人把妈妈送到医院，因为左腿缝了五针，医生让妈妈留院观察，但她却坚持回家给我做午饭。

第二天，“同桌妈妈”又带伤陪我上学了。

[学习上的压力虽大，作为一个聋儿的母亲，陶艳波面临的更大挑战，却是如何让别人接受孩子，如何让孩子学会接受生活的责难。]

如今，讲起妈妈摔倒受伤的故事，也许有人会不解地问：不就是上个学吗，又不是上战场，至于搞得那么悲壮吗？那是他们不明白上学对妈妈和我来说的分量。即使仅仅是迈进一所普通学校的大门，我们都需要有比别人更优秀的表现，揣着别人不会有的战战兢兢。

2005年那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敲开一所初中校长办公室的门。

“孩子好像听力不好吧。”校长看到成绩册上我的各科成绩是全优时不无惊讶，但显然，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我左耳上的助听器——此前一年，我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恢复了部分听力，但还是离不开戴在耳朵外面的这个“小帮手”。

这下，妈妈慌了。她急忙掏出我在小学获得的各种证书：“三好学生”证书、作文比赛“优秀奖”证书……看校长没吱声，她又把我课余获得的“书画特等奖”证书、“游泳冠军”证书一张张都掏了出来。

看着这些证书，也许，更多的是看着妈妈急切的表情，校长终于说：“放心吧，这孩子我们收下了。”

但我们也不总是这么幸运。因为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班上有妈妈陪儿子一起上课，我总共换了三所小学，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小朋友。从一年级发现同学们看到妈妈陪我坐在课堂时的眼光，我就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

当时，我一直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要歧视我，而我对抗的方式，是每次妈妈给我讲课，我就随手拿个玩具车，用车轱辘在桌子底下呼啦啦来回滑动。

上初中时，我仍然无法释怀，老天爷能给别人的为什么不能给我？但那次为妈妈打架让我想了很多。

初二一次上厕所时，我偶然发现三个高年级的男生一直在满口脏话地说妈妈如何如何，当时，我只觉得血涌上头，攥紧拳头就朝那三个男生冲去。虽然他们个子都比我高，我还是把他们揍得流鼻血。

我以为妈妈知道后会骂我，但她却什么也没说。事后，我想了很多，也理解了很多，包括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愧疚和补偿，包括她对我的付出。

我终于释怀了。就像妈妈说的：我要做的不是等着让社会接受我，而是学着去融入社会。

就这样，慢慢地我也变得坚强了，虽然耳朵带给我的更多是伤害，虽然因为频率不同，即使安装了人工耳蜗之后，听音乐时我听到的仍然全是锯木头的声音，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大学快毕业了，还没有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但时不时我也会调侃说，有时，耳朵听不见倒能让我睡个好觉。

小时候，我好想给自己制造出一只耳朵，能听到一公里以内的声音，超过正常人。我问妈妈这能办到吗？她说：只要你知识足够，就能改变一切

现在，我是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很多人会问：你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听妈妈的？

每次我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选的。”

在兴趣志向上，妈妈完全尊重我的意见，她所做的，是尽力帮助我实现梦想。

我心里一直有个假设，如果不是妈妈坚持让我上一所普通小学，我可能不会遇到我的启蒙老师卜老师，也不会在她家见到那只神奇的电子狗——卜老师的丈夫是工程师，一堆废旧的电子元件和破铁片在他手里，竟然能变成一只电子狗：不仅能欢迎客人，还能在早中晚报时间，更奇妙的是，它的屁股上还有充电装置，能自动找到插座或蹲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充电。

现在，这样的装置在我看来已经不算深奥，但当时我简直看傻了。我好想制造出一只耳朵，能听到一公里以内的声音，超过正常人。回家的路上，我问妈妈这能办到吗？她说：只要你知识足够，就能改变一切。

如果要总结支撑我走到现在的动力，我想一方面是父母的爱，一方面就是我的机械梦。我感谢妈妈对我梦想的理解和呵护。你可能没法想象，就因为我小时候一句“妈妈，我要到天津上初中”，竟真的让我们全家从齐齐哈尔搬到了1000多公里以外的天津。

当时妈妈正忙着为我找初中，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天津正在建设当时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到时候，先进的高速列车从北京到天津跑一趟只要29分钟，与当时的1小时30分钟相比，快了整整一个小时——单纯的我为这个在沙发上兴奋得直蹦。可妈妈明白原因后竟说：“好孩子，妈妈一定帮你实现这个梦想。”

当然，到天津定居，也有能离爸爸工作的秦皇岛更近的考虑，但在我的成长中，妈妈从没因为我耳聋让我感到，我得到的应该比别人差。

得知我考上重点高中时，爸爸因为担心学习压力太大，劝我能不能改上普通高中。妈妈却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起，鼓励我告诉爸爸自己的心声：“爸，我就想去。”虽然这让她高中三年很累很累，甚至高考前，妈妈因为精神紧张开始大把大把掉发，头顶秃了很大一块。原本不戴眼镜的她，眼镜度数竟高到600多度。

[每逢接受采访，陶艳波总会习惯性地推辞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从没想过这样能感动中国。但陶艳波为儿子付出的，远比常人想象的要多得多。]

小学五年级的暑假，为了让我接受人工耳蜗手术，爸妈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跟亲戚朋友借了债；为了能让我更多地和别人说话，小时候妈妈买菜时，总对卖菜的小贩说：“剩下的钱不用找了，只要你跟我家孩子多说会儿话”；小学时，有个体育老师不带我上体育课，妈妈就找老师理论，甚至干脆拽着我骑上电动车回家拿了泳裤，直奔游泳馆，自己教我学游泳。

大学的课程更加繁重复杂，妈妈还是一如既往地陪我上课、做笔记。学高数时，她一个月就用掉了四个两三厘米厚的笔记本。而妈妈又一次感动了任课老师，很多专业课老师每周会抽出固定的时间专门为我们“开小灶”答疑。

[在大学辅导员高松岩和专业课老师们眼中，就读本三的杨乃斌只能算成绩中等偏上，远非人们期望中成绩顶尖的学霸。但他的专业课老师魏永杰却说，一个母亲能带给孩子的最高级的爱并不是成绩，而是教会孩子心怀着热爱，独立生活。]

为了让我多和同学接触，妈妈总是让我尽量多在学校住宿。每天晚上，她陪我上晚自习到近十点钟，看我回宿舍后，再自己坐20多分钟的公交车回家。

现在她最关心的是培养我和人交流、独立生活的能力。大二时，学校低价租给我们一间屋子，我们在那里做起了快递业务，成为一个快递公司的包裹收发代理点。碰到有同学寄包裹时，只要我手头没事，妈妈就会大声喊我：“乃斌，帮同学打包一下。”

大二暑假，妈妈让我报考驾照，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定要学会开车？妈妈看着我，平静地说，因为你以后要像正常人一样上班、结婚，要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两年前，杨乃斌喜欢上同系一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女孩。“她的笑让我想到黄金海岸的沙滩，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金色的光。”面对表白，女孩问他：“你能经常陪我吗？”这却让杨乃斌一时语塞，毕竟，他还要在妈妈的帮助下，花比同学多几倍的时间学习，把快递业务经营好。这场无疾而终的爱恋让他明白，成为一个有能力给人幸福的人，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做完毕业设计，我就正式进入找工作阶段了。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定的工作单位，但我一定不会放弃，因为我要追求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妈妈也有一个梦想——开一家聋儿康复中心。这次，我也想帮她实现梦想。

口述 河北工业大学 杨乃斌

整理 本报记者 周聪聪

转自：http://character.workercn.cn/358/201503/12/150312080132696.shtml

文章发表于中华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