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立鸿十八岁，再有几个月就高中毕业。宵鸿十四岁，初二快念完了。 这一年，学校内外突然不一样了起来。放假了，可校园里还好热闹，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立鸿上前一看，写的都是“斗争、专政、反对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这样的字眼；还有“揪出混进党内、政府机关、各文化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句子。 阿信一家住的这个枪楼位于海央路的边上，地处鸿江通向四周城乡的要塞，一般有什么大的庆典或游行什么的，都会路经这里。这些天，海央路突然热闹了起来，不断有喊口号的游戏队伍经过。 阿信经历了许多的运动，每一次到了最后，她都要被拉出去游行批斗一番，她对这些运动心有余悸。这天她特地把两个儿子叫了过来，交代他们专心学习，不要凑热闹参加进去。一开始，两个孩子都点头应许。不过到了开学的时间，大家才发现，已经没有学上了。立鸿和宵鸿学校里的教务长、党委书记及两位资深老师统统被当作走资派抓了出来。中学里被揪出来的那几位都是立鸿和宵鸿非常爱戴的人，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几个同学私下串联一谈，决定附议其他同学的倡议，站出来保卫学校的老师。就这样，青年立鸿和少年宵鸿均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运动。 很快，两个人都戴上了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立鸿和他的高中同伴们一起，经常出去贴大字报，和对立派别辩论；宵鸿则是跟初中班的同伴一起，拿着个广播筒，沿街广播“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 保护那些老师和资深领导的，很快被称作是保守派；而要去揪那些人出来批斗的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派。两派经常发生激烈争辩。几个月的光景，“文攻”演变成了武斗。 立鸿虽然还年轻，胆子却大得惊人。他跟着几个退伍军人学本领，打枪，扔手榴弹。一个晚间，他参加了两派在“寨埔”附近一个建筑物旁的激战。两边大战不分上下，“保”派对那个建筑物是势在必得，于是暗地里决定用炸药炸开那个大铁门。立鸿就是那个传递炸药的年轻人！ 炸药一声巨响，差点把阿信从床上震了下来。她摸黑爬到二楼，见两个儿子都还没有回家；她走到窗口，往寨埔那边眺望，只见黑暗中有烟火在烧，她甚至闻到了火药的味道。“天呐，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她焦急地自言自语着，毫无办法。最后，她抬头望天，呼喊出了几年来不离口的那句话：“老天爷，求您保佑立鸿和宵鸿平安无事，平安回家！” 而那头，立鸿和“保”派的勇士们一起欢呼雀跃，欢庆胜利，完全没有想到他和弟弟一夜未归，加上那声轰响，把个阿信担心得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不得了了，“造反派”们抬着死伤人士上街游行。阿信站在二楼，从一个四方形小窗口悄悄往下看，赫然看到，那个龚三兴瘸着一条腿，坐在担架上让人抬着；那条腿，就是当年被石条砸断两个趾头的那条。 龚三兴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且每次都政运不赖；而这一次，龚三兴的那条腿，正是被立鸿传送进去的炸药包炸断的。 “造反派”伤了人马丢了阵地，大不甘心，在伺机反扑。这一天，独脚龚三兴和“造”派们说：那天夜里那个递送炸药进去的青年，他的母亲叫梁阿信，住在枪楼，原来是鸿香楼的妓女！ 这下还了得，“造”派发现了“保”派的“软肋”，欢欣鼓舞，决定马上出击！ 第二天下午，手无寸铁、与世无争的阿信再度祸从天降。又是这个龚三兴，领着一帮“造”派红卫兵冲进了枪楼，抓住阿信，不由分说就拉出了门。 中午时分，日头正热，阿信的双手被反绑着，头上戴着个纸糊的大高帽，上面写着“妖妓”二字；背上插着一个硬纸牌子，上面写着“无耻的女反革命”。四周一片像是很愤怒的呼叫声，阿信不懂这些不相识的人们哪来的这么大的火气。她的感官对这一切已经产生出了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就是不为它们所动。头肯定是不能抬得太高的，不过阿信已经掌握好了头所能抬到的最高的位置。 阿信的耳边响起来一个声音：“这些事都会过去的。”这声音让她非常诧异。这时的周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对她说这样的话，可她又真切地是听到了的。她很认真地、带着感激地点了点头，朝那个声音。 正在街头唱语录歌的宵鸿看见有游街队伍过来，就站着看了一下。不看还好，看了他的心差点没从嘴里蹦出来！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人，可阿信无意中一个抬头，让宵鸿确认无疑正在被游街示众的，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妈妈！ 他震惊、不解、焦虑、难过……他想大声喊妈妈，可那个时代，那个气氛，让他本能地觉得他不能够喊，他必须要忍住。 立鸿这时候跟一群同伴在路上巡视。同伴小吕拉着他说：“看，那头有人在游街！” “走，看看去！” 走到离游街队伍三、四十米处时，立鸿站住不动了——他认出了那个戴着高帽被游斗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立鸿并不像宵鸿那样吃惊，毕竟他了解母亲的过去。让他意外和愤怒的是，母亲的过去，本来和这场运动没有多少关系，这些人就是如此见缝插针，不分青红皂白连个贫苦妇人都不放过！ “哟，立鸿，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像你母亲呐……”小吕说着，一回头，已经不见了立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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