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2019年8月21日

午饭时，我和来自台湾、韩国、印度等地的几位同事常坐一起聊天。前日台湾同事说，有一位韩国爸爸为他三个儿子起的名字，串起来就叫做“我爱大韩”。

韩国同事一听便说：“不好，不好，一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东西都应该去掉，这个世界应该是无界的。”

这位金姓同事并不是第一次说出这样的看法，不久前他还说：“所有旗帜都应该去掉，这个世界不需要旗帜。”

金同事嘴里的旗帜，就是那些象征着国家、民族或意识形态的旗子。台湾同事当场就拿我当靶子对金同事调侃说：“你说不服玛格丽特（指我）的，她很爱她的祖国哦。”

没错，就当今讲，金同事的观念显得有些过激，地球村里的无界也不一定非要破除所有的旗帜。首先，除了政治、经济以外，国家、民族也和文化、文明相联系，而文化的东西是应该要保护的。第二，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人自我认知的依归、依托之一，是一个人所从来路上的一环：对我来说，“我”来自家，家来自国，国来自地球，地球归结于上帝……

可话又说回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难道不是从古到今许多人们的理想吗？美国国歌唱到：上帝之下，一个国家。同理的结论就是：上帝之下，一个地球村。我们几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同事，对特朗普总统有着同样的批评，因为，从世界要走向大同的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关卡关垒言行刚好是倒行逆施。

在美国国内，也有迫切的“大同”的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移民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理想的方向应该是大家互相理解、包容，平等和谐地共处，但是这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类之间却时有冲突出现，这种冲突甚至延伸到了不同肤色的警、民之间。

这种冲突也影响到了我。在美国生活的很长时间里，我对警察一直都怀有一颗尊敬和爱戴感恩的心，因为我知道，社会治安是他们在维持，而他们的工作，却常常是不安全的。

经过了几次大的警察误打误伤事件，近几年来，我对警察悄悄生出了另一种感觉，开始对他们有所畏惧。每次经过警车，我都会夹着两只手，目不斜视，唯恐他们误会我有威胁。走出几步远了后，我仍然惧怕背后会突然枪声响起，让我一命呜呼。

昨天傍晚雨后放晴，我出去散步。走入街对面的公园，赫然发现公园边沿处停着一辆警车。一方面，我知道他是在那里值勤，保护公园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又惧怕他把我当作目标。那时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这个亚裔女人。我在园里呆了颇长一段时间，动作尽量缓慢平和，尽量避嫌。最后，等拍完夕阳照后，我徐徐地走出公园。

我刚刚步出公园，那辆警车便呼地开走了。我对自己做了一个鬼脸，竟然疑惑：噢，他一直停在那里不走，是在保护我呢？还是在监视我？现在想起来心中也是感恩与惧怕参半。

精神是不是有些分裂、心态是不是有些扭曲了？一个社会让一个良民生出对警察的恐惧忧虑感，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了。我在想，如果我们摒弃大同思想，有意无意地加深族群间或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区隔，那么，这种恐惧和猜忌恐怕不会只是存在于一个国家里的警民之间，这种不和谐也会演化出冲突混战。当今的世界，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在我们社区的一条大路上，一栋公寓大楼门前插着一排颜色鲜艳的彩旗，不时地迎风招展，甚是美丽壮观。工地上和沙漠探险路途中，也可以看到大小各种旗帜。那些旗帜只用于人们之间的互相协调帮助。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期待有一天，所有的旗帜上都没有任何印记，而只有蓝天白云和彩虹的色泽。到了那个时候，旗帜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样，只代表欢乐与和谐，而再没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