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城在苏家长到七岁时，文革开始了。突然有一天，郭家大门“嘭！”一声被踢开了，冲进来一群胳膊上有红袖章的人。“郭立民，跟我们走！”
丈夫错愕地站了起来：“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你老奸巨猾装糊涂啊？你当年国民党排长怎么当的？”
“当年不是为了抗日吗？”
“假抗日！”
“我可是真的抗日呀，我两个弟弟被日本飞机活活炸死，我去跟游击队汇合抗日呀！”
苏秋贞在一旁惊呆了。她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可她知道她丈夫说的句句是实话。
“别跟他啰嗦了，”那群人中有一个发话了，“郭立民，立刻跟我们走！到时候批判大会上不许你狡辩！”

丈夫就这么样被带走了；郭家贫困但是平静的日子被拦腰截断。从那天起，郭立民一次又一次地被揪到台上去接受批判；批判会后，那些人还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郭立民”，沿街游行示众。

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祸，一下子把郭家人打懵了。震惊、难受和耻辱使苏秋贞感到自己比台上的丈夫还要难熬。几个孩子围过来问：阿爸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会这样让人抓起来游街批斗？
苏秋贞又问谁去呢？她能回答的就是丈夫已经跟那些人说过的：你阿爸两个弟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你阿爸为了抗日才去当兵的；你外公是看上你阿爸肩上挎着的那杆枪才应承郭苏联姻的，谁知道，谁知道……

一次，两次，四次，五次……郭家人对这无休止的羞辱慢慢生出了各自的耐性和反抗心。大女儿琼月再也不入校门半步，自己默默去学习女红；大儿子、二儿子去参加红卫兵，胳膊上也围了个红袖章。他们很少在家，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回来，而是呆在红卫兵总部过夜。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使劲积极表现，为的是洗清父亲加在他们头上的耻辱，挣脱父亲加在他们身上的绳索。三儿子土强和母亲比较亲近。本来常常调皮做鬼脸的他，现在难得看见他嬉笑。秋贞做很多活儿来维持家里的生计：除了摆小摊外，秋贞还帮人家做衣服、洗衣服。土强就帮母亲摆摊、看家、做杂务。小女儿琼兰也没闲着：喂鸡养鸭，上山拔草，下池塘捞鱼虫。土强和琼兰无疑是父母最大的安慰，让他们觉得活下去还有意义，还有必要。

时间一晃两年多，郭立民一直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每天打扫街道。因为他表现还算好，原来他工作的那家百货店也允许他有时回去，在货仓里跑跑腿帮帮忙，这样多少挣点钱。大儿子、二儿子自己跑到山区上山下乡去了。大女儿琼月虽然长得俊，心灵手巧，还是受到父亲的牵连，无人敢娶，最后是跟了邻乡的一位农民结婚。这桩婚姻是琼月自己做主，心甘情愿的。郭立民、苏秋贞夫妇都相当的不愿意：年纪轻轻就嫁到农村，这当农民的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土强听了父母的话，又回到学校读书了。小女琼兰却只能辍学守家帮助妈妈操持家务。

苏家就这么过着八仙过海、也谨小慎微的日子。这些日子以来，家里家外总算是过得还算平静。不料今天一早，秋贞打扫房间时，不小心碰翻了摆在柜子上头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看着地上那个碎成几块的石膏像，特别是，特别是那头活生生断了，苏秋贞先是傻了眼，接着是心惊肉跳，手心汗出。她记得两年前和郭立民一起被游斗的人中，有一个女的就是因为不小心撕破了一张毛主席图像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立民已经是历史反革命了，再来个现行反革命，这个家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想到这里，她魂儿都散掉了一半。她赶紧找来几张报纸，手颤抖着把石膏像一块一块捡起来，放报纸里包好。打开衣柜，把那个纸包放进衣柜的最底层。
郭立民还在外头打扫街道。苏秋贞走过去，轻轻对他说她要去看弟弟。
“去看秋明？这么早？”郭立民有些意外。
“嗯，那头有点事，我去去就来。”秋贞不想让丈夫知道，不想给他添烦心事，搪塞两句，便匆匆赶路。

这会儿，苏秋贞已经快走到桥的那头了。她看着脚下的石条，凹凹凸凸，弯来曲去，有的石条甚至断成两截，斜落地上。秋贞不觉回过头望望来路。看着，望着，好像看到了自己半辈子的命运一般；她一阵阵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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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原载《自由写作》 2015年10月6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