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為了父兄的基業，為了周國的安全和發展，在武王驟逝後責無旁貸，毅然決然地挑起攝政這一既艱巨又容易引發猜忌爭議的重任。透過《尚書.君奭》（白話文，下同），我可以在字裡行間讀出，周公為了爭取召公的支持，為了鎬京內部的團結一致，不僅掏出一顆赤熱之心，而且態度極為謙卑誠懇。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氣度，令人動容。

通過《尚書.大誥》，我幾乎感受到了三千多年前，在克商僅僅兩年之後，在殷商舊部與周國叛亂勢力聯合反撲，國土邊疆烽煙四起，新生的國家風雨飄搖之際，周公表現出何等的勇氣和果敢。他力排眾議，力挽狂瀾，為捍衛和守護周國而親率大軍東征。正是周公的決絕與出色的政治軍事智慧，粉碎了敵方陣營的陰謀與挑戰，穩定了周國的東方。

周公的事跡、創舉太多，他在華夏歷史與文化里的地位太重要，然而，使他流芳三千多年的最大亮點，應該是他的功成身退，致政（還政）成王。這一點證明了當初他的攝政是公心而不是私慾。在距離三國一千兩百多年的西周初期，周公就已經樹立了“鞠躬盡瘁”的一根標杆。

周公是被時勢推上歷史舞台的。他本是文王第四子，假如大哥伯邑在，或假如二哥姬發壽命長一點，那麼，他就只是一個普通的諸侯而已。華夏幾乎註定要有這麼一個人，來切實鞏固周文王周武王的基業，來締造東都成周（洛陽），來制禮作樂，奠定三千年禮儀之邦的根基，成為中國儒家的源頭。

一份包含着沉甸甸的歷史厚重的感動，催我寫作《漫漫成周路》。

（虔謙寫於2026年1月27日）

《又見洛陽》榮獲郁達夫海外文學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