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2014年2月28日
作者：庄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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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子 席慕容 蔡丽双 虹影
台港澳地区暨海外华文女性诗歌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况且目前学术界对此也甚少关注，这给批评与阐释带来一定难度。首先，台港澳地区与海外是两个有别的概念，有其复杂性；其次，许多诗人本身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处于流动性状态。再者，由于地域或文化上的差异，使人在诗学立场、写作心态、文化转换姿态、语言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譬如：台湾与港澳地区、海外的澳大利亚、北美与东南亚诸国又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就文化转换而言，北美与澳大利亚诗人的诗歌创作虽然摆脱了本土中国的制约，却仍以中国形象的身份出现，东南亚地区的诗歌创作则是回溯向上。
进一步分析，由于传统中国女性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像男性一样去参与各种社会文化主流，况且在文学传统里，女性诗人的声音也相对微弱。相对于男性，女性诗人往往具有双重的边缘性。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海外华文诗人本身已地处边缘；从诗歌自身的处境看，诗歌同样处于边缘的现状。
让我们先把视线聚焦于台港澳地区的女性诗歌。就诗歌的整体风貌来说，台湾较之于港澳更加繁荣和多样，即便与大陆诗歌比较，也绝不逊色。台湾的女性诗人在特殊文化空间中成长，是以坚持女性诗歌写作线路和接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双重姿态登上诗坛的。“老牌”诗人如蓉子、林冷、胡品清、罗英、彭捷、晶晶、张秀亚等人的作品，传达出与当时主流诗体并行的女性声音。她们可谓是在感觉世界里寻找诗情的人，自觉地经营着诗的艺术，呈现出各自的艺术情趣和诗风。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由于受台湾乡土文学回归的影响，依恋乡土和家园情怀更多地构筑了女性诗歌的新天地。张香华、陈秀喜、洪素丽、朵思、宋后颖、叶翠萍、梁翠梅、万志为、杨笛、亚微等人在乡土诗歌回归期颇有代表性。她们有意识地开拓和追求，为女性诗人的写作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此外，冯青、夏宇、钟玲、席慕容、方娥真、古月、涂静怡、零雨、江文瑜、庄云惠、斯人、曾淑美、琹川、罗任玲、林明理、丘缓、颜艾琳、紫鹃、刘叔慧等堪称是台湾女性诗人中的活跃分子和中坚力量。她们激扬女性主义精神，在张扬女性意识的同时呼唤女性的群体觉醒；既有对女性躯体写作的叛逆，又能通过女性身体部分与生理经验的描述，来表现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既有对女性语言书写的自觉，又能对女性话语加以重建，对父权语言与男性神话起到颠覆或解构作用。台湾诗坛上向男性中心领域挑战的“诗的复仇女神”夏宇，作为充满后现代意识的诗人，其对男权话语进行解构的文化策略，最具创意和震撼力。《蛀牙记》《也是情妇》《某些双人舞》《考古学》等作品，特别是《下午茶》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描写，有意识运用污秽语言来嘲讽男性的话语，其颠覆力度和挑战意味给人以惊世骇俗之感。
当然，大多数台湾女诗人还是希望“把爱的关怀对象扩大超越‘自娱’创作格局，呈现出向上的飞跃的美丽姿态”。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吴菀菱、侯馨婷、林岸、林思涵、何雅雯、廖之韵、叶惠芳、佳娴、林婉瑜、江月英等女诗人，则以活跃的创作姿态为台湾女性诗歌增添了生机和活力；或思想前卫，注重表现内心感觉、心灵困境和生活情趣，具有鲜明的女性色彩；或诗思敏锐，既坚守诗歌本体，又充满现代与后现代的探索精神，对女性的潜意识心理，包括性爱、身体与欲望均有充分的表现；或把笔触伸向生活中细小的经验和事件，表达自我内在的生命感思和人生体悟。而作为新时代的“80后”台湾女诗人，佼佼者如崔舜华、林禹瑄等，她们的陆续崛起无疑为台湾女性诗歌带来了新元素和色彩。无论是通过网络平台，还是以纸质文本呈现，她们爆发的能量、自我塑造的风格以及所展现的带有当代独立自主的女性特质的诗风，都值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台湾女性诗歌不同群体及不同代际的异同和特点，可窥见台湾诗歌的艺术流变轨迹诸多启示性意义。整体而言，台湾的女性诗歌写作，与大陆相比，有在不同文学环境和社会风雨中孕育出各自鲜明的形象，也有在同一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文化书写中，贯注女性的生命波动乃至共同的精神血脉。
相对而言，香港诗歌的发展历程在整体上较为缓慢，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降，香港诗坛在诗人群体的形成、艺术风格的发展、诗对现实的锲入，以及诗对母体传统的继承等层面，才开始走向自立乃至自觉的新的发展阶段。其诗人队伍的主体主要由三方面组成：有本土成长的老中青稳健力量，有南来即来自内地的新诗人，有台湾、澳门或海外移居或寄居的“外来”诗人。香港女性诗歌的整体力量较为薄弱、女性诗人也屈指可数。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诗坛的有西西、钟玲玲等；亮相于80年代的有胡燕青、吴美筠等，她们均属香港本土女诗人，仍然处在男性主导的话语权力的边缘。南来诗人中，有一群活跃的女诗人值得关注，梦如、舒非、蔡丽双、夏萍、路羽、李剪藕、晓静和在内地已经蜚声诗坛、以写爱情诗风靡一时的林子。“在表现艺术上，不同于某些本土女诗人有现代和后现代倾向。其中林子是诗媪，而蔡丽双是后起之秀的代表”(古远清语)。近年来有文榕、廖书兰、井蛙、马俐、萍儿、陈荭等陆续登场，她们以女性的视野、经验和话语，在委婉的心灵倾诉、价值诉求和诗歌世界里，呈现出与男性诗人迥然不同的别样景观。而被誉为“富有诗意的小城”的澳门，尽管文学空间始终敞开，诗歌写作看似自由度极大，实质上是在自生自灭的境况下曲折而持续生长着。澳门诗歌既有不同于香港诗歌的特色，两者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有趣的是，在这座名为MACAU的诗意小城，诗歌写作几乎清一色是男性的天下。澳门诗坛现代女诗人堪称寥若晨星，能说得上的除林丽萍，林玉凤、谢小冰等则以写旧体诗词为主。
如果说，当前的大陆诗坛，女性诗歌势头甚猛，甚至有与男性诗人平分秋色的态势，说明女性诗歌不仅日受重视，而且在不断冲击与改变女性写作处于“被看”的境地，而台湾女性诗歌在自由延伸中拓展了自身的言说空间，由于先行飞翔并始终坚持女性写作路线，已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流向的话；那么，香港及澳门的女性诗歌与海外华文女性诗人在写作路向、审美意向、价值取向以及整体力量方面似乎较为接近。香港女性诗歌与海外女性诗歌由于同处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地带，传统的典丽和现代的感觉交相辉映，构成了女性诗歌既迷茫又清醒，既古典又现代的风格特征。同样的，在海外女诗人中，无论是人数或作品的数量都大大少于男性诗人，但她们的写作姿态和立场与男性诗人相对平等。由于她们是有时代影像和移居背景的特殊群体，其创作特色也必然从海外诗歌多层面的比较中反映出来。从性别角色看，女诗人的作品有不同于男性诗人作品的特色；从时间维度看，上世纪80年代及之后移居海外的女诗人自有与前辈不同的创作特色；从地域文化看，从大陆移居到非母语异质土壤的诗人，与海外出生和成长但仍以华文为母语的诗人各有不同。由于海外女诗人是海外华文作家中最为分散的群体，加上在高度商业化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女诗人作品发表的机会和空间微乎其微，能结集出版的则属凤毛麟角。
旅居英国的虹影是一位敏锐而充满激情的超现实诗歌书写者，更是一位“胆大包天”的女诗人，她说：“你们男人把女人看作猫不过是作为一种宠物，玩弄对象，既然如此，那么女人为何不能对男人这样呢？”如此这般的口吻乃是对男性世界够大胆的颠覆。现居瑞典的女诗人张真则豪迈地宣称“女人不属于国家和教会”，并说“唯男子与小人与猫难养也”，简直是“离经叛道”。而移居美国的姚园、施雨、施玮、虔谦、陶宁、小君、冰花等则在独立的内心世界与诗的对话中依然坚守美丽的家园。在跨文化的流散书写中，她们的诗歌已经从一种情绪记录和身份认同中向诗意、诗境方面转移，或建立在抒发个体情态的精诚与细微处，或试图在现代意识上开启新的思路和空间。无论是情感浓烈还是情绪平和，无论是唯美典雅还是朴素冲淡，她们的诗歌当可视为多元语境中呈现的另类精神图景，或者说是在中西文化交融地带培育出来的清新自然的诗歌花朵。在澳大利亚的华文诗人中，女性诗人较具特色，但人数还是有限。西贝、子轩、如冰、罗宁、王云梅、王燕妮、曼嘉、郑枫、璇子、陈尚慧、胡涛等皆各呈姿态，她们大多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且于八九十年代出国的，很难用现代、后现代、先锋、传统、民间等术语来贴标签。由于她们的经历迥异，如今又置于异质文化圈中，应该说她们的作品往往是各种主义派别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在加拿大的索菲、于蕙之，在日本的林祁、燕子，在荷兰的池莲子、梦娜，等等，她们的诗歌富有个人性的表达才能，既是对母语的热爱，也是一种美好的心灵诉求。此外，东南亚诸国华文女性诗人中较为活跃者有新加坡的淡莹，菲律宾的谢馨、施素月，印尼的晓彤、袁霓、茜茜丽亚、明芳，泰国的梦凌、陈雨等。她们是在椰风蕉雨中成长起来的歌者，对于她们的诗歌创作，需要站在更为广阔的现实、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她们的诗歌创作，既有别于其他海外国家的诗人创作、又不同于台港澳地区的女性写作，当属于另一种情状：既有寻根的愿望和激情，又有深沉的民族认同意识；既有鲜明的南洋本土风情，又有浓郁的中国情结。这些女诗人仿佛是植根于南洋土壤中生长的热带植物，让我们看到汉语诗歌千姿百态的诗意空间的无限绵延。
立足于跨文化时空观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诗歌与中国大陆诗歌，作为汉语诗歌的写作共同体，尽管各有千秋，但每个诗人的思维触角在伸向不同地理、文化和人性的底部来呼应世界，并以此获得一条通向汉语诗性智慧的心灵道路。由是观之，行走于往来的路上，女性诗歌的命运和出路取决于诗人自身，重要的是不应在丧失自我的前提下与男性诗歌共享和承担现实世界的一切。就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诗歌而言，如何“赋予文字新的生命，创造一种诗的语言，乃是当前诗人急需之务”(淡莹语)。具体地说，这种带有创造性的言说方式的建构需要新型的思考方式和存在方式。诚如虹影在《形象》一诗中的表达：“我征服峰顶/记录浮云/古堡上空，群山莽然升起/再次成为一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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