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白談詩歌  第三

談中國早期浪漫主義詩歌。

如果說，文學研究會那些詩人們多是現實主義詩人，那麼創造社裡邊的詩人則多是浪漫主義詩人。兩個文學團體，都是上世紀二十一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成立於21年初，創造社成立於那年夏天。中國新詩社則是由文學研究會成員朱自清，劉延陵等人組建的一個詩歌社團。他們的《詩》刊，是22年才創辦的，而創造社最早的刊物《創造社叢書》則是21年秋就刊印行世。

因此，從這一時間節點上，中國文學之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形成的時間與世界文壇步調基本有一致性——即先有浪漫主義，後有現實主義。（這樣的對比，很無聊，是吧？ ）中國早期浪漫主義詩人以郭沫若、宗白華、王獨清與稍後的馮乃超等為代表。他們先期主張在詩歌中的自我表現，張揚其個性，在抒情基調下，有唯美的傾向性；後期則思想激進，部分偏向現代派詩歌理念。

下邊，我們來看宗白華的詩——

《我們》

我們並立天河下。

人間已落沉睡里。

天上的雙星

映在我們的兩心裡。

我們握着手，看着天，不語。

一個神秘的微顫，

經過我們兩心深處。

詩人起筆便以浪漫主義手法，脫穎而出兩個年輕人，站在天河下，人間已落沉睡里，即四圍皆是夜，他們惟醒着，頭頂還有兩顆星閃爍，那是理想之光，是希望之星，也是愛之星，映在他們的心裡，讓他們有勇氣，在夜裡；有溫暖，在夜裡；有信心，在夜；有感動，在夜裡。詩之最後兩句，是整首詩意之結穴處。——天河廖落，人間沉睡，惟有“我們握着手，看着天，不語。”強調“我們”之覺醒意識，獨立之人格，“神秘的微顫”，抑或是愛，是理想之召喚，使兩顆心為之共振。創造社早期之個性解放的抒情風，在本詩得以充足展現也。

我們在討論小說的時候曾經說過，浪漫主義文學產生的一個基礎就是，現實生活之黑暗，之不幸、之痛苦，之無望，之殘酷，在這首詩中，我們也看到相類似的”社會現實“，——人間已落沉睡里。民，都在睡夢中，是沉睡着的人，從而映照出當時舊中國民眾之蒙昧，之不醒；現實之沉悶幽暗。

就是在這種“社會現實”下，詩人才發揮想象力，成就此作。

然而，不能不說的是，宗白華這首《我們》之想象力還不夠豐沛，擇字用語也竟是有些老俗。就整首詩看來，若果嚴格來要求的話，竟無一句新奇語，略顯平淡，味道稍寡，是不是？跟西詩比，情感不若《夜之頌歌》之豐沛；跟中國古詩來比，詩句不如《洛神賦》之綺麗，是浪漫主義盛宴上的一道清素小菜。

其實，非但宗白華之想象力存在偏弱之問題，連上創造社得力大將郭沫若的想象力也是乏善可陳。啊！呀，——聽到有人在這樣叫喊，那就是郭沫若在吟詩。難道不是嗎？——“我是一條天狗呀！”，有了“呀”；“啊，我年青的女郎！”，有了“啊”。這，就是郭沫若的詩句。

當然，在此我們批評郭沫若的詩，主要是有些指責他的想象力，但是這樣的指責，也許對郭沫若本人，並他們那一撥早期浪漫主義詩人來說，是有些不太公平的。（我們在取批判前賢的時候，有必要有一些反思，自省的能力與態度，辦法就是放我們在當時，我們能做到哪一種層次？）

談起郭沫若，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為其“體諒”的話，我們一樣會覺着他“了不起”——話題可以旁及其它一些。比如，大家常常批評郭沫若的為人處事之態度。其實，他這樣兒的文人，也算一類人，上可以推到庾信、趙子昂，近代可追梁啓超。 他們這些人，一生之中，觀念、立場常常變化，並且都因其變化，在當世“混得”如魚得水，一生之作為一個人之生活來講，滋潤而無大苦。——當然，這個“苦”，咱們主要是以世俗的眼光來看的哦。

我們常常“指責”別人，我們有那個“資格”嗎？——就比如我家前庭我護理的草去指責路邊的野草，有那個“資格”嗎？大抵是沒有。為什麼？氣異也，運命亦異也。我們惟有體諒，方得萬物之性，通脫了悟。郭沫若活不成沈從文，沈從文也活不成郭沫若。若說沈從文在黑暗年代是“折筆了斷”，那麼對於些“折筆”一說，我個人意見，兩人都算折斷了筆，只是“方式”不同。（一家之言，小心取捨哦！）

當然，每一個世人，或多或少以指責別人來收穫自身的道德優越感。這是有的。然而，這有意思嗎？我個人覺着一點意思沒有，只是一時間無聊。比如，我們常常指責國內那些吃、喝、嫖、賭、抽的人，放給你，假若以上各行為皆定義為美好之品行，你能不能做到？這是關鍵。恐怕你心裡想那樣做，身體首要會吃不消。何也？沒有那樣做的體質。也就是說，你的痛苦，多來源於你心中的某一文化認定；你身體上的痛苦，則多來源於你本身的體質，與其它關係不大。——桃花三月開，梅花雪天開，不是他們願不願意，也不是由於人們或贊或彈，是它們各自的天性使然。可是世人往往忽略這一層，見梅花迎雪開放，就覺着它了不起，其實要問一問，臘梅七月能不能開？

自製與修煉。有些人，很容易能達到某一層次，可一些人看到異象也達不到他（她）想要的層次。為什麼？肺功能天生就不好。比如，我們看小孩，就能看得清楚一點。一些孩子天生自控能力就強，肺功能好，肺管治節；有些孩子，就自控能力差，肺功能不好使之。人生的痛苦，便是“大眾的”話語淹沒了我們一個人的話語。隨着時間的流逝，這大眾的話語權也竟被“強力者”攫取替代，也即強力者成為大眾話語的代表，這就更糟糕。

強力者控制了大眾話語，也即掌握了世界話語。

對於世界，我永遠是個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語言，他不懂我的沉默。我們交換的，只是一點輕蔑，如同相逢在鏡子中。北鳥這樣吟詠，也就不難理解。

然說到郭沫若，趙子昂，庾信這些人，包括梁啓超，他們都是有當世功名心的人。

他們會適時調整他們的“腔調”，以迎合或者叫適合他們即時所處的世界主流話語。

以上是瞎扯，閒聊，我們回歸到中國早期浪漫主義詩歌。

我們說過，如果將之與西詩，比如英國的華茲華斯；將之與古詩，比如漢魏時期曹子建，都或多或少發現他們的想象力有些弱。按理說，曹子建是漢魏時期人，他們能那樣的想象力，為什麼到後來，到五四時期，這一撥詩人的想象力怎麼就變得不夠強大？上古時代有夸父追日，有精衛填海，有嫦蛾奔月，怎麼到郭沫若他們這裡就“啊，呀”以示其浪漫情懷了呢？我們還要追責 責任就在那2個人身上。他們就是董仲舒，漢武帝。一個是強人，一個是給強人提供“繩索”（或者叫支持）的人，這樣一來，就往往就會害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不是？中國人的想象力，就是從那時候被一步一步扼殺掉了的。（李白的幼學功底是少數民族影響的。 是不是？）

因此，我們要站在相對“公允”一些的角度上看早期浪漫主義詩歌，我們會聽到沉悶之中的一些嘯歌，看見幽黯之間的一點亮色。宗白華《我們》詩中，劈面就可以看到“天河”，地上是沉暗的，天上已然有了一道或璀璨或閃爍的“天河”。——那是新生活的召喚。郭沫若那“我是一條天狗呀”，也無疑是一聲驚乍的嘶喊。

然後，我們再來看王獨清的詩。

《我從Cafe中出來》

我從Cafe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疲乏，

我不知道

向哪一處走去，才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Cafe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園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獨清此作，已顯現代派意味。

詩中用英文“Café”入詩，已是別致；前後兩段皆以“黃昏，細雨！”作尾，一改舊詩以“結句”收尾的習慣，結尾反顯“破局”，故使詩之意境擴大，顯出詩的張力。全詩來看，復沓手法的運用，雖亦透出幾份古典氣質，然而詩中“主角”卻是“失了故園的”“浪子”，是失卻了精神故有家園而頗具迷茫、悵惘的“苦悶一代”，是與郁達夫小說“零餘者”的藝術形象有幾份相似也。

中國浪漫主義詩歌在馮乃超 里，已轉身到現代詩歌中去了。下邊，我們一道欣賞他的那首詩，《紅紗燈》

森嚴的黑暗的深奧的深奧的殿堂中央

紅紗的古燈微明地玲瓏地點在午夜

之心。

苦惱的沉默呻吟在夜影的睡眠之中

我聽得魑魅魍魎的跫聲舞蹈在半空。

烏雲叢簇地叢簇地蓋着蛋白色的月亮

白練滿河流若伏在夜邊的裸體的屍僵。

紅紗的古燈緩緩地漸漸地放大了

光暈

森嚴的黑暗的殿堂撒滿了莊重的

黃金。

愁寂地靜悄地黑衣的尼姑踱過了長廊

一步一聲怎的悠久又怎的消滅無蹤。

我看見在森嚴的黑暗的殿堂的神龕

明滅的惝恍地一盞紅紗的燈光顫動。

這首詩，無論意象抑或意境，亦無論詩情或詩義，基本已與舊詩無大礙，決然是一派現代派歐體詩歌的模樣與味道。通篇以色彩的疊加，光影的組合，營造着神秘、迷離、幽寂與恐怖的意境與氣氛，達到病態的、偏執的、抽象的寂滅之美，特別是“烏雲”、“白練”二句，盡得波德萊爾《惡之花》之衣缽也。

202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