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白谈诗歌  第三

谈中国早期浪漫主义诗歌。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那些诗人们多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创造社里边的诗人则多是浪漫主义诗人。两个文学团体，都是上世纪二十一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于21年初，创造社成立于那年夏天。中国新诗社则是由文学研究会成员朱自清，刘延陵等人组建的一个诗歌社团。他们的《诗》刊，是22年才创办的，而创造社最早的刊物《创造社丛书》则是21年秋就刊印行世。

因此，从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国文学之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形成的时间与世界文坛步调基本有一致性——即先有浪漫主义，后有现实主义。（这样的对比，很无聊，是吧？ ）中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以郭沫若、宗白华、王独清与稍后的冯乃超等为代表。他们先期主张在诗歌中的自我表现，张扬其个性，在抒情基调下，有唯美的倾向性；后期则思想激进，部分偏向现代派诗歌理念。

下边，我们来看宗白华的诗——

《我们》

我们并立天河下。

人间已落沉睡里。

天上的双星

映在我们的两心里。

我们握着手，看着天，不语。

一个神秘的微颤，

经过我们两心深处。

诗人起笔便以浪漫主义手法，脱颖而出两个年轻人，站在天河下，人间已落沉睡里，即四围皆是夜，他们惟醒着，头顶还有两颗星闪烁，那是理想之光，是希望之星，也是爱之星，映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有勇气，在夜里；有温暖，在夜里；有信心，在夜；有感动，在夜里。诗之最后两句，是整首诗意之结穴处。——天河廖落，人间沉睡，惟有“我们握着手，看着天，不语。”强调“我们”之觉醒意识，独立之人格，“神秘的微颤”，抑或是爱，是理想之召唤，使两颗心为之共振。创造社早期之个性解放的抒情风，在本诗得以充足展现也。

我们在讨论小说的时候曾经说过，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一个基础就是，现实生活之黑暗，之不幸、之痛苦，之无望，之残酷，在这首诗中，我们也看到相类似的”社会现实“，——人间已落沉睡里。民，都在睡梦中，是沉睡着的人，从而映照出当时旧中国民众之蒙昧，之不醒；现实之沉闷幽暗。

就是在这种“社会现实”下，诗人才发挥想象力，成就此作。

然而，不能不说的是，宗白华这首《我们》之想象力还不够丰沛，择字用语也竟是有些老俗。就整首诗看来，若果严格来要求的话，竟无一句新奇语，略显平淡，味道稍寡，是不是？跟西诗比，情感不若《夜之颂歌》之丰沛；跟中国古诗来比，诗句不如《洛神赋》之绮丽，是浪漫主义盛宴上的一道清素小菜。

其实，非但宗白华之想象力存在偏弱之问题，连上创造社得力大将郭沫若的想象力也是乏善可陈。啊！呀，——听到有人在这样叫喊，那就是郭沫若在吟诗。难道不是吗？——“我是一条天狗呀！”，有了“呀”；“啊，我年青的女郎！”，有了“啊”。这，就是郭沫若的诗句。

当然，在此我们批评郭沫若的诗，主要是有些指责他的想象力，但是这样的指责，也许对郭沫若本人，并他们那一拨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来说，是有些不太公平的。（我们在取批判前贤的时候，有必要有一些反思，自省的能力与态度，办法就是放我们在当时，我们能做到哪一种层次？）

谈起郭沫若，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其“体谅”的话，我们一样会觉着他“了不起”——话题可以旁及其它一些。比如，大家常常批评郭沫若的为人处事之态度。其实，他这样儿的文人，也算一类人，上可以推到庾信、赵子昂，近代可追梁启超。 他们这些人，一生之中，观念、立场常常变化，并且都因其变化，在当世“混得”如鱼得水，一生之作为一个人之生活来讲，滋润而无大苦。——当然，这个“苦”，咱们主要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的哦。

我们常常“指责”别人，我们有那个“资格”吗？——就比如我家前庭我护理的草去指责路边的野草，有那个“资格”吗？大抵是没有。为什么？气异也，运命亦异也。我们惟有体谅，方得万物之性，通脱了悟。郭沫若活不成沈从文，沈从文也活不成郭沫若。若说沈从文在黑暗年代是“折笔了断”，那么对于些“折笔”一说，我个人意见，两人都算折断了笔，只是“方式”不同。（一家之言，小心取舍哦！）

当然，每一个世人，或多或少以指责别人来收获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这是有的。然而，这有意思吗？我个人觉着一点意思没有，只是一时间无聊。比如，我们常常指责国内那些吃、喝、嫖、赌、抽的人，放给你，假若以上各行为皆定义为美好之品行，你能不能做到？这是关键。恐怕你心里想那样做，身体首要会吃不消。何也？没有那样做的体质。也就是说，你的痛苦，多来源于你心中的某一文化认定；你身体上的痛苦，则多来源于你本身的体质，与其它关系不大。——桃花三月开，梅花雪天开，不是他们愿不愿意，也不是由于人们或赞或弹，是它们各自的天性使然。可是世人往往忽略这一层，见梅花迎雪开放，就觉着它了不起，其实要问一问，腊梅七月能不能开？

自制与修炼。有些人，很容易能达到某一层次，可一些人看到异象也达不到他（她）想要的层次。为什么？肺功能天生就不好。比如，我们看小孩，就能看得清楚一点。一些孩子天生自控能力就强，肺功能好，肺管治节；有些孩子，就自控能力差，肺功能不好使之。人生的痛苦，便是“大众的”话语淹没了我们一个人的话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大众的话语权也竟被“强力者”攫取替代，也即强力者成为大众话语的代表，这就更糟糕。

强力者控制了大众话语，也即掌握了世界话语。

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他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北鸟这样吟咏，也就不难理解。

然说到郭沫若，赵子昂，庾信这些人，包括梁启超，他们都是有当世功名心的人。

他们会适时调整他们的“腔调”，以迎合或者叫适合他们即时所处的世界主流话语。

以上是瞎扯，闲聊，我们回归到中国早期浪漫主义诗歌。

我们说过，如果将之与西诗，比如英国的华兹华斯；将之与古诗，比如汉魏时期曹子建，都或多或少发现他们的想象力有些弱。按理说，曹子建是汉魏时期人，他们能那样的想象力，为什么到后来，到五四时期，这一拨诗人的想象力怎么就变得不够强大？上古时代有夸父追日，有精卫填海，有嫦蛾奔月，怎么到郭沫若他们这里就“啊，呀”以示其浪漫情怀了呢？我们还要追责 责任就在那2个人身上。他们就是董仲舒，汉武帝。一个是强人，一个是给强人提供“绳索”（或者叫支持）的人，这样一来，就往往就会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是？中国人的想象力，就是从那时候被一步一步扼杀掉了的。（李白的幼学功底是少数民族影响的。 是不是？）

因此，我们要站在相对“公允”一些的角度上看早期浪漫主义诗歌，我们会听到沉闷之中的一些啸歌，看见幽黯之间的一点亮色。宗白华《我们》诗中，劈面就可以看到“天河”，地上是沉暗的，天上已然有了一道或璀璨或闪烁的“天河”。——那是新生活的召唤。郭沫若那“我是一条天狗呀”，也无疑是一声惊乍的嘶喊。

然后，我们再来看王独清的诗。

《我从Cafe中出来》

我从Cafe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疲乏，

我不知道

向哪一处走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我从Cafe中出来，

在带着醉

无言地

独走，

我底心内感着一种，要失了故园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独清此作，已显现代派意味。

诗中用英文“Café”入诗，已是别致；前后两段皆以“黄昏，细雨！”作尾，一改旧诗以“结句”收尾的习惯，结尾反显“破局”，故使诗之意境扩大，显出诗的张力。全诗来看，复沓手法的运用，虽亦透出几份古典气质，然而诗中“主角”却是“失了故园的”“浪子”，是失却了精神故有家园而颇具迷茫、怅惘的“苦闷一代”，是与郁达夫小说“零余者”的艺术形象有几份相似也。

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在冯乃超 里，已转身到现代诗歌中去了。下边，我们一道欣赏他的那首诗，《红纱灯》

森严的黑暗的深奥的深奥的殿堂中央

红纱的古灯微明地玲珑地点在午夜

之心。

苦恼的沉默呻吟在夜影的睡眠之中

我听得魑魅魍魉的跫声舞蹈在半空。

乌云丛簇地丛簇地盖着蛋白色的月亮

白练满河流若伏在夜边的裸体的尸僵。

红纱的古灯缓缓地渐渐地放大了

光晕

森严的黑暗的殿堂撒满了庄重的

黄金。

愁寂地静悄地黑衣的尼姑踱过了长廊

一步一声怎的悠久又怎的消灭无踪。

我看见在森严的黑暗的殿堂的神龛

明灭的惝恍地一盏红纱的灯光颤动。

这首诗，无论意象抑或意境，亦无论诗情或诗义，基本已与旧诗无大碍，决然是一派现代派欧体诗歌的模样与味道。通篇以色彩的叠加，光影的组合，营造着神秘、迷离、幽寂与恐怖的意境与气氛，达到病态的、偏执的、抽象的寂灭之美，特别是“乌云”、“白练”二句，尽得波德莱尔《恶之花》之衣钵也。

202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