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太太及为人之态度 ——摘自拙作《红颜的闲话》 国人称自家妇人，有不同的称呼。 小知识分子称，妻子；官宦人家尊，太太；文雅些的谓，内子；普通市民叫，老婆；陕西农家唤，婆姨；中原乡下喊，媳妇，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然而，世行当下，男人出外向别人介绍起自己女人来，多是要说：“她是我太太的”。太太也者，原是权贵人家对妇人的尊称，据考证，“太太”这一称谓，本源自西周开国时期的三位妇女，即文王的祖母，太姜；文王的母亲太妊和文王夫人太姒。诸君知道，这三位女人可不简单，且来看她们分别教养出来的儿子，周公、文王、武王，皆为一时大贤明君。《烈女传》颂文有言：“周室三母，太姜妊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可谓恰切！因了三位女性名字之中皆有一个“太”字，世人便尊有大能德的妇人为，“太太”。是故，男人称自家媳妇为太太，也多是寄于这媳妇能给家族多少带来些文治武功的向往吧。 然而，太太作为一个女人，女人作为一个人，人言“人一上百，形形色色”，太太还是各个有异。但有一点，每一位太太，大略皆是想教育好孩子的。说到教育，“言传不如身教”，这可是真道理。若一个女人，只会对孩子耳提命令，指东道西，哪怕说的作人道理万万千千，也是一万句不顶一句，有时还会事得其反，造成孩子叛逆。鄙人就常听到一些妇人抱怨自家孩子：“说叫干啥，不干啥；不叫干啥，偏干啥，只会跟家长对着干！”鄙人现在就劝她了，您呐，只是在教孩子，而没有教育孩子，正所谓独缺了一个“育”字。何谓“育”？养育也。何谓养育？大概便是以一个氛围去慢慢浸茹之，熏陶之，换一个说法就是，潜移默化带领之。此为，家庭的文化，即你们这一个家庭的文化气息。鄙人常常说起，文化也者，即为文文静静地变化。而一个家的家庭文化的建设者，妇人，还是起主导作用的。不管时代如何去更替变化，天为阳，地为阴，天者父，地者母，这一基本实事，还是应该存在的。“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女人主内而拓外，男子拓外而守内，这一基本家庭格局，还是应该有的吧。即使一些女权主义者主张，女子地位应高于男人，要与男人一样可以战斗于“外”，这是当然，但是你不能忽视女人天生的身体与心理素质的。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往往是在其柔软坚韧的一面，而非其刚。老子曾有阐述，水至柔也，然驰骋天下之至坚。 说到此，便不得不谈一下太太们的态度。 太太们一直似乎皆要强调自己在家庭与社会的地位，其实这地位，不是男人封给你的，也不需要自封，而是像“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样，多是要靠自己之所作所为啦。“太太”者，诸君去看造字法，是：“大”字多一点也。此一点，便是太太“心”。若在家里做事，妇人这一点心总是谦卑的，即为“太太”；若那一点总要有偏心，则为犬。——君看世间无数悍女厉妇皆是长了偏心的；若那一点心来长了，变平了，即为“一”，在家里待公婆父母兄嫂诸人，皆本着“一”字平等心平常心，那这位太太即是家里的“天”，家人丈夫是要将她捧到“天”上的。所以，一个妇人，在家里要处何地位，那全抑仗自己那一颗心了。不信么？且来看我给您举例子。先谈那谦卑心的，妇人是应该有一颗谦卑之心的，何谓谦卑？言语平和，行止低调，对弱者感同身受，有地母情怀，对强者不媚不谄，云淡风轻。惟有此颗妇人心，才能看得惯男人失落，受得了男人失败；同时，也会受得了男人成功，经得住富贵。反之，语言轻佻，跳跳跃跃，一语不和即跳脚，一个巴掌拍拍就跳起，那是大皮球，不是好太太。这样的女人，你去听她口声吧，多是嫌贫爱富，今儿瞧不起这个出身，明儿看不上那个贫困，好似天下独她一人富贵。其实，说白了，这样的女人，多是没有多少大富大贵相的。因为，她那轻佻样子，就自己来言，不可能做成大事；就家庭来说，也多是待不得自家男人成功，就要奔投那些一时成功了的男人的。古时，有一位读书人叫朱买臣，他的妻子崔氏，就是这样的妇人。话说朱买臣老实厚道，苦读诗书，然因一时运气不佳，科举屡试不中，落得家境贫寒，无以为生。老婆崔氏，便受不得了了，觉得自己丈夫窝囊，人家男人光鲜，瞧不起自家丈夫穷酸，眼巴巴人家男人富有，说起话来，尖酸刻薄。最后，红杏要别嫁东风去。朱买臣只得写下休书，逞全她嫁给家道殷实的张木匠。不想，朱买臣当年及第，考取进士，官做太守。崔氏得知，心生后悔，便跑来苦求重回朱家。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朱买臣若有所思，让人端来一盆清水泼在马前，告诉崔氏，若能将泼在地上的水收回盆中，他就答应她回来。崔氏闻言，羞愧难当，精神失常。此即为：“覆水难收”之故事的来源。 还有一例是讲那妇人偏心的。据《左传》 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的时候，武姜就替共叔段请求分封到制邑去。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若是封给其它城邑，我都可以照吩咐办。”武姜便请求封给京邑，庄公答应了，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 过了不久，太叔段使原来属于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边邑也属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使土地有两属的情况，现在您打算怎么办？您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我就去服待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人民产生两属的心理。”庄公说：“不用除掉他，他自己将要遭到灾祸的。”太叔又把两属的边邑改为自己统辖的地方，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行动了！土地扩大了，他将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庄公说：“多行不义之事，别人就不会亲近他，土地虽然扩大了，他也会垮台的。” 太叔修治城廓，聚集百姓，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好兵马战车，将要偷袭郑国。武姜打算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打听到公叔段偷袭的时候，说：“可以出击了！”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乘，去讨伐京邑。京邑的人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战败逃到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辛丑那一天，太叔段逃到共国。庄公“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此，便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与“黄泉相见”的故事。
以上二则故事，一则是说妇人没有谦卑本份之心，处处羡人富慕人贵，嫌人贫恶人贱，落得世人嘲笑之下场；另一则，是道那妇人长着一颗偏心，维护一方打击一方，顺我者扬，逆我者抑，不顾是非而倚偏好论短长，导致多行不义必自毙，既伤了人又害了己的可悲可叹之结局。尘世即因果，困果造尘世。尘世间的一切，皆是有因有果，来往反复，成也罢，败也好，名利得失，没有永恒不变的。我乡下有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言先生论陈忠实小说《白鹿原》要义，为：“翻烙饼”，即道明了历史实乃“翻烙饼”，一会儿这帮人升，一会儿那帮降人之实事。可，就有一些人，识不明，看不破，言必夸富，行必鄙贱，对低层民众没有敬畏之心，却满腹不屑之意，孰不知“小民从来不可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 其实，这世上本无高贵者，更无低贱人，人与人在灵魂上，为人的尊严上，完全一样平等。 我们对人的态度，也应是一视同仁，不可因自身偏好而顾此失彼，论人短长。这世间之人，在我看来，皆为是非人，没有好坏之分。好坏，只是某人站在自身价值观对他人的评定，而非客观实事。而是与非，则是多数人对某人某一事在某一段历史时期的认定，在其时还是有可信度的。人与人，在世上，在身外之物上，一时一处的“差距”，只是在生存的路上，有些人因着种种原因，一时显得物质富足一些，颇显“高贵”起来。其实，最高贵的灵魂与情感，往往是在底层民间。上层人物生活浮华，多没有高贵的情感。古今中外的小说，多有言及，我就不举例了。要我说，那些真正高贵的人，往往是为人类进步与文明做起积极贡献的人，是惠及普罗大众的人！ 中国古人讲，一个人为人处世，须嚼得菜根香，便是讲人的性情，须要修炼到苦中作乐，波澜不惊的地步，方可雷霆不惊，从容自信，百事可为。沈从文先生讲，做小说决窍是“耐烦”。其实，这“耐烦”二字，何尝不是作人之须要呢，当然是。我们要耐得烦，才可倾听不幸者的心声，家人的唠叨，与世间的喧嚣。也惟有耐烦，才能真正去深味这人间世间的苍凉与欣喜，尝到人生的百般滋味，从而活得充实自信又满足。当然，一个人的性情有一部分是遗传的，但更多还是，后天修养。性情不好，容易偏激，出口往往是大言恶语，伤害别人于不顾，虽然看起来颇得意与自信，其内心底里暴露出来的，却是虚弱。中医称之为，“狂躁症”。血海，比较大的人，也表现自信，甚至到自傲或狂傲地步。这些人，言谈举止，夸张激情，表现出来颇是自信，其实，也可能是病态了。真正的自信，是一种态度，平稳厚重的态度，其心理素质是平和冲淡，自然从容的。 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磨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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