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白談詩歌  第二

簡談中國新詩人生派詩歌

前邊，我們簡約討論過新詩之嘗試派。

我們知道，嘗試派詩歌前賢們對中國詩的最大貢獻是在詩歌體例創新上，即形成中國新詩之自由詩體例。當然， 我們也分別從胡適、康白情、劉大白、劉半農等詩人的詩作中看到，嘗試派詩之題材是廣博的特點，詩筆之所觸面也頗廣大，甚至可以說是涉及到社會、人生諸方面。但此詩派的不足也是明顯的，即沒有形成一個相對一致的詩歌風格。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他們的共同“風格”，就是開創詩歌寫作“新界面”，但是嚴格按照文學話語體系來言，他們不具備一個共同的風格，沒有相對統一的共同詩歌價值觀。

此時，出現了以周氏兄弟、朱自清、王統照等人為主幹將的人生派。

人生派，又叫“為人生派”，他們主張，“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其中的一些寫詩的人，後來又組織中國新詩社，創辦第一個新詩專刊《詩》，強調“為人生”是詩歌的核心價值觀。這樣一來，新詩有了人員，組織，有了綱領，又有陣地，儼然是一個不容小覷的社會團體。詩歌參與、干預現實生活之功用，當然也是意在言外。也就是說，人生派詩人的詩歌着力點，在表現現實生活，書寫人生之上。

下邊，我們來看他們的詩作。

王統照之《花影》：“花影瘦在架下，／人影瘦在牆裡，／是三月的末日了，／
獨有個黃鶯在枝上鳴著。”這首詩妙在虛實相映，聲影合和。周作人之《慈姑的盆》：“綠盆里種下幾顆慈姑，／長出青青的小葉。／秋寒來了，葉都枯了，／只剩了一盆的水。／清冷的水裡，蕩漾着兩三根／飄帶似的暗綠的水草。／時常有可愛的黃雀，／在落日裡飛來，／蘸水悄悄地洗澡。”妙在純用白描，卻寫出動靜。王與周，皆為人生派詩歌主將，《花影》是寫人生之愛情；《慈姑的盆》是寫人生之閒情。閒情里參悟自然之機；愛情里隱匿著生之寂廖。若論二者之高下，周作人之《慈姑》當稍高於王統照之《花影》。何也？黃鶯鳴叫可常聽，黃雀洗澡不常見也。

（我們不要小看人生派的口號，“文學是一種工作”，這個口號第一次將文人、知識分子當成一種社會力量，與有權人、有錢人並列起來。也如我們早先說的，是文人的覺醒。以前，封建社會時期，詩歌或是進身之階或是“土大夫階層之雅趣。”）

縱觀中國文人史，可以這樣說，文人真正形成一種力量站立於，或者叫獨立於社會之中，應就是在民國時期。當然萌芽，是在北洋軍閥時期。現在美國有知識分子階層嗎？有知識分子力量存在嗎？也可以說有，也可以說無。為什麼？沒有獨立起來的力量。文人是依附於資本之下存在的。民國那時候不是，文人有錢，有實體，他們發表文章，不需要有權人審核，也不需要有錢人投資，他們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搞定。並且生活得還很好。（當然有人說，媒體是第三種力量，是知識分子在運作，但不是知識分子在掌控。其背後，還是資本。）

我們看人生派所寫的“現實生活”。一是“現生活”，一是“實生活”。現生活中可以“無我”（王國維語）；實生活中可以“有我”。當然，這是我們將西文詩論話語與中國傳統話語結合起來的一種“詩評”嘗試。  中國傳統的詩論詩評，叫“詩話”，“詞話”，講辭藻（鍊字）、意境（比如境者，可以有寫境，也可以有造境也；意者，可以言情意，也可以言道義也）等。

有現實生活，但沒有現實真正的批評。比如白居易的詩，裡頭有現實生活，但中國傳統詩論，往往忽視或輕視其中的”現實生活“部分。因此，白居易的詩，在傳統中國的地位並不高。

“現生活”，可以做到無我境。比如上邊周作人的詩，以物觀我，物我同化，便是無我境。

“實生活”，則多有我境，我在其中，以我為視角，或我參與其中，寫我之見，我之聞，我之思，我之感也。比如上邊王統照的詩，便是”實生活“之有我境。

但他們二人的詩，一個寫人生之愛情，一個寫人生之閒情，皆屬於寫人生之種種，並沒觸及到社會層面。

人生派其他諸家，比如魯迅，朱自清，等，便將大量筆墨潑灑於書寫社會層面上去了。比如魯迅先生的《野草》，裡邊有不少篇什描寫北洋軍閥時期的社會境況。當然，魯迅，朱自清，二人都是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大家啦，我們不再詳說他二個的詩（雖然二人並不以詩聞名）。我們看劉延陵的詩。

《水手》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兩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卻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她的青布衣裳。

這首詩，既有人生，也有社會。前半部分寫社會，後半部分寫人生（愛情）。

這首詩妙在以俗常白話勾勒出前後兩段背景之色彩迥異的畫面，從而彰顯出水手之相思情烈。其中之“捧住面孔”見到思鄉之愁苦相；“石榴花明”見到家鄉景致之靚麗，前句比白居易詩“薄晚支頤坐”，更見其愁苦；後句比韓愈詩“五月榴花照眼明”，意境更明闊。

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方銘《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評析·現代詩歌》：“此詩充滿了張力。所謂張力，指在一定的範圍內的情感、意念、顯意象與潛意象等等發生矛盾、相互激盪而產生的一種‘場效應’。這首詩正是這樣，出海遙遠，而思親之情越強；怕見故鄉又想見故鄉；外形孤獨而內心熾熱；船上呈現的是實有的形象，單純，寂寞，是靜景；相思的是假想形象，豐盈，喧鬧，是動景。因為有了情感的指向和承載，對應的兩幅場景因節奏的變化而成為流動、迴蕩、共感、輻射的心靈世界，最後，從終極意義上給人以情感震撼與審美效應。”

上邊，我們說，這首詩前半部分寫社會，“社會現實”固然可以看作是整首詩的一個背景，那麼這首詩提供我們的“社會現實”是什麼樣的呢？詩的字面意義上看，是一個水手航行於夜晚的大海之上，是水手出航。“月在天上，船在海上”，不正是舊中國這隻古老的船行進在向西方學習，向明天行駛的象徵嗎？舊中國，此時已睜開眼睛，向海外文明去行駛，然後船上的水手，仍舊熱愛着舊文明，鄉村文明，是矛盾的心態。

波德萊爾說，詩人體內天生攜帶批評器官。

如果，我們站在人生派詩人們的主張，關照社會現實，一切為人生的角度上看，劉延陵這首詩的批判意味也是有的。——即批判當時舊中國里的一些人，對向西方學習心存疑慮，對舊文明懷着深深的眷戀之情。當然，以前我們也說過，“五四”前後那一撥兒前賢，他們那一代人太着急了。看到中國太落後，一時又找不到真正的下手處。就拿中國文化說事。其實現在大家看新加坡，看台灣，就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新的認識了，即當時中國落後，根本就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上的事，至少跟中國文化關係不大，只是制度上的事，當然制度也是文化之一種，但制度決不等同於文化，是不是？

再者，劉這首詩，是寫社會，寫人生較為完美結合的一首詩作。

如果說周作人是人生之閒情，周樹人是寫社會之現實，那麼劉延陵這首詩，則是介乎於二者之間，可以看作是當年“人生派”詩歌主張表達較為充分的一首詩作。

這個話題，我們淺淺聊到此。下一個話題，以宗白華、王獨清等詩人詩作為例，談中國早期浪漫主義詩歌。

202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