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奈保尔为例，谈小说文本之中作家“个人生活”的介入。

前边，我们分别谈了日本、俄国与北欧小说的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不同特质。

日本小说的“气氛”，俄国小说的“大场面”与“小细节”，北欧小说“发现风景”。 如果我们接着谈欧洲小说，那就要谈英法德意的小说家的小说啦。英法德意，特别是英法这两个国家的小说大师，层出不穷，风格各异，他们的小说很难用一个相对统一的话语来言说，因此，我们就转变一个方式：不再以国家或区域为文学”坐标“来谈，而采取以作家为观察点来谈，即以一个具休的一个作家为例，来谈他这一“类型小说”。

作家“个人生活”介入小说文本之中，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著名的例子当属郁达夫。他的小说，被一些文学批评家称为“私小说”。在国际文坛上，比较著名的例子，当属歌德，他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持之烦恼》；另外还有法国作家小仲马，他的小说《茶花女》，皆是有作家“个人生活”介入到小说文本之中的“状况”。

当然，在小说文本中，可以有作家“个人生活”的介入，也可以没有。

不过，一般来言，有作家“个人生活”介入的作品，若不是作家的处女作，便有可能会是成名作。比如《沉沦》之于郁达夫；《麦田的守望者》之于塞林格；《钢琴教师》之于耶利内克，等，小说文本之中，皆或多或少有作家“个人生活”介入其中。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意义即在于，“生活底子”，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

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言，可以有三重境界（我们套用禅宗说法），即第一重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重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一个作家或一个诗人，若有在他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翻过筋头”，或者有个“来回”，想必对他本人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在此，当然我们要说，作品是作家的“孩子”，它不是主编的，也不是主流意识的，更不会是批评家的，虽然当下有不少灵魂戴上绿帽子的作家在，但我们仍然在坚信，一部作品，它就该是作家本人的。

然而，“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来说，都是复杂多变，而没有既定程式的，当然于作家们也如是。在阅读小说文本，特别是阅读那些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文本时，我们希望看到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之中的一个方向，然而甚为遗憾的是，很多作家及其作品，没有这一个方向，哪怕有，也可能会是错误的方向。——当然啦，这个“方向”问题，已经脱离了文学的话语范畴，它该属于哲学问题，我们就此打住。

其实，在文学批评理论之中，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二者并不对立，而是一致的。我们在此不过多地讨论这些枯燥的理论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该来讨论的话题，且来看作家的“个人生活”。

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或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般来言，我们看他们的生活，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苦难”的生活；一种是“磨难”的生活；一种是“落难”的生活。

一、具有“苦难”生活经历的作家，比如美国作家西奥多 德莱塞、中国作家路遥，等。他们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或少年生活经历。这一个苦难的生活早期经历，反映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中，一般情形来言，小说主人公都有十分热望的追求“幸福”生活的冲动。路遥的《人生》主人公高加林，西奥多 德莱塞小说《嘉莉妹妹》主人公嘉莉妹妹，都是这样的人物形象。高加林为了进城，就可以抛弃刘巧珍；嘉莉妹妹能在大城市芝加哥过上丰足的物质生活，就可以出卖色相等。如果这样的小说有“方向”的话，其方向的指向，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裕。不足之处，就是或多或少缺乏那种灵魂层面追求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小说不伟大。人类追求物质文明，当然是伟大的。

二、具有“磨难”生活的作家，其本人童年或少年生活，物质生活上是富裕无忧的，其磨难多是其个人精神层面或事业层面上的追求不顺遂导致的磨难。也就是说，这种磨难的生活又分为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精神层面上的，比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一种是事业追求层面上的磨难经历，比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等。巴尔扎克的创作谈里有一句话，“观察一切，牢记一切”。他在他90余部小说的《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挣扎，特别是物质生活中挣扎，名与利的纠缠不休。相较之下，托翁的作品，就有许多精神层面的思索。比如，他的名著《安娜 卡列琳娜》整部书中有两条人生路，一个是列文之路，一个是安娜之路。同时，在书中，托翁还借小说人物之口对哲学问题大发议论，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与彷徨。

三、具有“落难”生活经历的作家。比如曹雪芹，其家族突遭变故，由极富贵之家，变成为粥饭谋的底层生活阶梯之人。这种落难生活经历过的作家，一般看人情，观世态都比较透彻了。比如《红楼梦》通部就是极出脱的态度与见识。

综上，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个人生活”，或多或少是会介入到一个作家的创作之中去。哪怕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哪怕是那些零度写作的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嗅到他们个人的生活气息，甚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而更见到他们强烈的个人之情感与爱憎。比如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并不是不讲感情的写作方式，而是一种理性的写作方式，而理性就是感情的极致表现，简而言之，这种方式是要感情而不要感性。

现在，大家来看，这三种生活类型经历的作家及其作品，如果我们用一个人的人生阶段来形象化的表述的话，那么，“苦难”型的作家及其作品，就是少年，对未来生活充满热望与冲动；“磨难”型的作家及其作品，则是青年，苦闷与彷徨；“落难”型的作家及其作品，就似老年，世事看淡，云淡风轻。当然，我们在人生旅途之中都愿意活个少年，活个青年，没有想活成一个老态龙钟的样子；然而，做起小说来，人们都愿意将作品写得“老道”一点，“成熟”一些，是吧。 也就是说，大家看，咱们上述的三类作家，虽都堪称伟大作家，但他们在人类思想的高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即德莱塞没有巴尔扎克那么高，对吧？托翁到老了还要出走，结果出走没多久，与世长辞。临终前，托翁也没有找到合适于自身，安放其灵魂的一个道路。他相对于曹雪芹来，主没有那么达观，是吧？曹翁看淡世情，居住在黄叶村著书，虽然终是泪尽而逝，那也是一种通脱大爱的表现，是不是？他是为众生一大哭也！

因此，说来说去，一个作家之“个人生活”介入到其作品之中去，不是能不能、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怎么介入的问题。话题，又回归到咱们的标题，即以奈保尔为例，来谈一个作家的”个人生活“如何介入到其作品之中去。

（校注：咱们前文中所评三类生活型作家时，用了“思想”一词，现改为“见识”。偶说过，偶不大喜欢思想这个词。 ——由他们“个人生活”经历，可知其“见识”深浅。生活决定见识，背景影响见识。）

一般来言，作家“个人生活”介入到小说文本之中去，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传体”小说文本；一种是“半自传”小说文体。在这里，我们虽然言说是“自传体”小说文本，它也是小说这一艺术之下的形式，比如它允许“虚构”的存在，也即允许小说艺术化处理的存在。“自传体”小说文本，不同于“自传”。自传，属纪实文学范畴或报告文学范畴（他人书写的，一部分生活经历的文字，也可称之为报告文学 ——个人观点）比如《红楼梦》，一部分红学家就说他是自传体小说（周汝昌，等）；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该属自传体小说文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奈保尔名动世界文坛，就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小说文本形式，即“半自传体”小说文本。

V.S.奈保尔，是印裔英国作家。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一个印度家庭。奈保尔和拉什迪、石黑一雄齐名。其重要作品有《米格尔街》、《河湾》、《抵达之谜》等。作品主要写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人的生存状况，表现后殖民时代的世态人心。奈保尔是继康拉德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家。2001年10月，瑞典文学院称“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而荣获诺奖。

我们来看他的小说《抵达之谜》。劈面我们就会读到——

“最初的四天，一直阴雨绵绵。我简直搞不清楚我是身在何地。雨住天晴之后，越过我小屋前的草坪和车库、谷仓，我能看到一片片的田野，一行行的树排列在田野周围；远处，借着天光，可以看到一条小河在闪着微光，很奇怪，有时候那闪闪的微光显得好像是从地平线之上发出来的。”

如果单看这段文字，以我们习惯的阅读判断，会认为它摘自于某一篇散文作品，是不是？然而，它却是一部小说。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文本之中，奈保尔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

说到此，大家也许就不会像西方批评家那样对这种文本上的创新而欣喜。是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比如“酒后”派作家凌叔华的作品，是不是更多这样的小说文本形式？对吧。她的经典短篇小说《酒后》，不就是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为什么凌叔华就没有为此而获得诺奖？

当然，你可以说凌叔华的小说文本，更多是属散化小说的艺术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散化小说艺术，是奈保尔小说文本的“先声”，——其实，在奈保尔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大量看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子。只是奈保尔的小说文本之中，将纪实与虚构，小说与散文完全打混，作者个人生活作为小说文本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融入到小说叙述之中去。以此给我们读者创造出来一个亦真亦幻，半梦半醒的迷离、朦胧，类似于西方印象画一样的小说世界。

大家看电影《泰坦尼克号》，电影开始是一个老妇人的讲述。然后镜头一摇，让我们坠入到一个逝去的电影世界之中。偶举这个例子是说，其实奈保尔的“独特”的小说文本形式，并不是空穴来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林妹妹”，而是有其长久的艺术发展的痕迹可寻的。这一点，有些类似于大家都在争相夸赞南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却往往忽略中国古典小说，比如唐代传奇文学中，就有这样一种表现方式。不是吗？传奇里那么多的狐仙的描写，还比如后来的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那些故事，不亦是魔幻手法吗？是不是？

如果说奈保尔的《抵达之谜》是半自传体小说，那么刘锷的《老残游记》算不算半自传体小说呢？总之，二者颇有相似之处，是吧？所不同的，只是《抵达之谜》中作家个人生活是直接的，较为强劲地带入到小说叙述之中去；而刘锷则是化身为一个名叫“老残”的人代行其事罢了。

我之所以在此，向列位粗放地做这么一个比较，意在批评中国那些批评家们。是不是他们会觉着委屈？中国文学的高妙之处，为什么不被发现？中国现当代，特别是当下这么多伟大的作家，为什么不被挖掘出来？他们是中国文学的罪人。当然罪人，还有中国文坛上的那一些占茅坑不拉屎的当权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泡酒场、拉圈子、勾诱文学女青年的能耐！这些人都该拉出去——罚站，向中国文学鞠躬、谢罪！所以，偶也理解，现在那些写作为职业的人，想方设法去在文坛，去在杂志社谋一个职位的原因。有话语权啊，是不是？然而话语权，它毕竟是一种世俗权力，它不属于文学话语范畴。永恒的文学的力量，与世俗的力量，有时间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是不是？诸位。文学说到底，是属水的。水善居低处而利万物。哪怕是通俗文学，它也不允许向世俗权力低眉顺眼。

202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