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生活與小說藝術及其創作之考察

首先“個人生活”，一定是不等同於“私人生活”的。

“個人生活”涵蓋有“私人生活”成分，“私人生活”是“個人生活”之中那一部分相對比較隱密的生活。“個人生活”產生過許多偉大的作品，比如以一個人命名的小說，其文本中最大成份就是描寫這個被命名者的“個人生活”。比如《安娜卡列琳娜》，《約翰克利斯朵夫》，《少年維特之煩惱》，還有鄙人的小說《余嫣》等等。因此，在這一個層面上來講，“個人生活”，應該屬於公眾話語體系內的一個概念表述。我們也由此更較為清楚地辯別其與“私人生活”的不同來。也就是說，“個人生活”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生活樣式，其“社會性”是不容忽視的。比如安娜，比如約翰克利斯朵夫，其個人生活的社會屬性十分明顯，即作家往往通過擇選這一個個體的“個人生活”模型來概括或總結，或表達其時所處的社會生活狀態或面貌。“私人生活”，也可以在小說文本中得以體現與表達。有時，它就是“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部分生活以愛情，性，較為隱密的內心獨白方式存在於一個人的個人生活之中，存在於小說文本之中。比如安娜與渥倫斯基的愛情，比如約翰克利斯朵夫少年時與米娜的愛情，都是個人生活中的私人生活部分，其描寫也是充滿着隱密的快感的。是的，“私人生活”是隱密的；“個人生活”相對來講是開放的。一個社會性，一個社會之中的本性描寫。沒有這種本性描寫，作品中的愛情，一不神秘，二沒有快感，三不撼動人心。是不是？（愛情，我們以前討論過，其有三種層次，是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論）當然，小說文本中也完全可以以“私人生活”為主要描述來呈現出來的。比如《洛麗塔》，比如《棉被》，等等，自然主義小說中很多小說寫的都是“私人生活”。當然，我們上述的所謂“個人生活”、“私人生活”都是小說文本中的“生活模式”，假若以作家本人來參照的話，很大一部分程度來言，是可以稱之為“他人生活”的。雖然其中不乏有作家“本人生活”的投影。那麼，問題就來了。即作家的“個人生活”或“私人生活”，與其小說文本之中的“個人生活”、“私人生活”之關係如何？我們很有必要進行一番考察。

當然，小說文本中的“個人生活”，“私人生活”，相對於作家來言，皆可曰是“他人生活”。

但這個“他人生活”，既然是作家來書寫出來的，一定會有作家本人之“個人生活”，抑或“私人生活”有深度的牽連，那麼其間的關係如何呢？筆者認為無非有二：一是相向性，二是相悖性。自古文評，多有“文如其人”之言論，然而果真如此嗎？筆者陋見，此言只對了一半。難道不是嗎？書界有字如其人言，那麼蔡京字灑落大方，美風度，甚人品甚不可觀也；至於文學作品與作家本人相悖性，可謂比比皆是。比如列夫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奈保爾，古龍等等，雖然在其作品有時期，有時候能看到其本人生活之表現，但不可否認有時期，有時候，二者中迥然有別也。為什麼會這樣？這，就不得不說文學藝術的創作心理之問題了。一部分作家寫作須入“窄門”，而別一部分作家寫作則須入“坦途”。也就是說，有人寫作必須在相對密閉的環境中，相對痛苦，沮喪、失魂落魄的情緒下寫作；而另一部作家之創作環境與創作時之心緒則完全相反。有人能寫自己的，屬我的那一部分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則能寫想往，不通抵達之生活。如果孔子是一個作家的話，也就是說，我們若將孔子當作一個作家的話，他是第一位只能寫不能抵達之生活的作家啦。孔子一旦他的人生理想稍微達到一點，他立馬就會變成另一個人，至少不是孔子學說裡頭的那一個孔老師，而是孔司寇了，並且他的變化，還有一個他狡辯的理由。

我們在此之所以對上述問題，進行一番考察，其意義非但在解放作家對小說藝術與創作的認知“牢籠”，更大的意義在於對一本小說價值判斷的多樣性上。這是鄙人一直強調的。即，我們知道，在音樂界，對一首音樂作品的審美評介，至少會有三套評價體系：美聲、通俗與民族等不同唱法。假若，我們抱定一個美聲音樂的原則，去套用在通俗歌曲之中，即以美聲的“標準”來要求通俗歌典，其可笑程度不亞以足球比賽規則來衡量與要求籃球比賽了吧，是不是？同樣，在書法界，如果我們以碑體的創作藝術準則，來要求與看待帖體，那也是甚為不當的。然而，我們看，現在文學理論界與批評界，似乎存在一個怪相，即拿了一把刀，就試圖宰天下之太平的意味。當然，在文學批評上，我們已經欣喜地看到一些有志之士的努力，比如曹文軒先生，他就曾將文學批評分為“娘家理論”與“婆家理論”來進行區分，這樣一來，就很大程度地促進了對一些小說作品的再認識與評價，從而更大限度地做到對小說藝術評價的公平性與公允度，不致於讓一些經典大作由於我們偏頗的認識而流落民間。

202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