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波斯人信札》为例，浅说欧洲的哲理小说。

就我个人的阅读习惯来言，我也早就声明过，我不大爱好哲理小说。甚至，我个人认为在小说文本中大谈哲学问题，是笨拙的方式。然而，我们要谈欧洲小说，就不得不涉及到哲理小说。因为哲理小说，可以说是欧洲资产阶启蒙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要谈欧洲文学，哲理小说是绕不过去的。

我们还是依照旧例，先来看中国，即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所谓的“哲理小说”的影子吗？或者叫雏形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

比如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个小说集子里边，就有不少哲理性小说。胡应麟说：“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是言其内容中的“清谈义理”部分；“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是言其士人风貌部分。有文学批评家就言，《世说新语》中所谓的清谈，并不是空谈，而是以老庄哲学、诸子经义和佛学典籍为基本内容的思想学术辩论。这些内容，都应该列属大的“哲理小说”概念的范畴，是吧？

然后，再比如晚明时期的《三言二拍》，里边也有许多哲理性小说。

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看看书名，便知其大旨是在劝世人。 其内容也多如是，即通过讲一些故事，来说明一个做人处世的道理。当然，凌蒙初的《二拍》也多是这样的。基于此，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古典小说中说理、劝世人、干涉道德、伦理以及隐喻朝政的小说是太多，并且都要比伏尔泰他们早，是吧？

那么中国小说是何时不再干涉“朝政”的，即政治、世间道德这些主题的？当然是在清朝。满人大兴文字狱以后的事。1644年清军入关，就这一个时间段，也比法国十八世纪初期的哲理小说时间要早，是吧。

当然，咱们上边所谈，皆是从大的或者叫广义的哲理小说概念来言说的。狭义的哲理小说，就是特指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哲理小说，比如伏尔泰《老实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等等的一些小说。

在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再厘清一下，“哲理性小说”、“小说中的哲理性”与“哲理小说”的一些区别。我们还是举例来说。比如《伊索寓言》，它就属于哲理性小说（当然，我们是以小说早期的概念来谈的，即故事可以等同于小说）前边我们尝举过《聊斋志异》中有一些小说，也可以称之谓哲理性小说。这类小说，小说文本之中没有引入哲学概念或哲学话语（包括哲理性颇强的警句格言类），只是通过故事来说明一通道理或哲理。

“小说中的哲理性”，则是在小说文本中，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引入一些哲学概念，或哲学理念（包括哲理性颇强的一些明言警句）。这一类小说，比如《安娜 卡列琳娜》开篇那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如是。前边我们举例的《世说新语》、《三言二拍》中，在小说文本中或多或少会闪现出一二句精采的带有哲理性的语句。这些，都属于“小说中的哲理性。”

当然，以上二类，可以说是哲理小说之滥觞。

“哲理小说”，严格意义上，或狭意来讲，就是特指法国十八世纪早期以孟德思鸠、伏尔泰等为代表的小说家的小说。比如咱们文题中的举例《波斯人信札》，还有《老实人》等。哲理小说，只是以小说的这样一种形式来谈，几乎全部内容都是在谈一个哲学问题，并且是专一的哲学问题。小说一般采取便当的“书信体“或”对话体“来推进的。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小说来表达作家（一般也是哲学家）的哲学思考、政治理念与道德认识的。在哲理小说中，我们只能看到这一个作家的一种思想（他对哲理问题、政治问题、人类道德问题）之看法，绝不包括或很少包括别的哲学思想在他的宣扬之中，即在，怕也是一种批判与嘲讽的姿态。

这样举例吧，比如《红楼梦》，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道家（甄士隐）、儒家（贾雨村）、释家（跛脚和尚，马道婆）、民主自由思想（贾宝玉），当然细究去，还有法家（贾政）、杨朱思想（薜蟋）、阴阳家等等思想蕴于其中，各种思想，各样观念，熔为一炉。作家的”见识“表现在，他完全超脱于这些思想之上。你可以站在任何一个不同的角度，皆或多或少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一面。这，就是高明之处。小说永远不过时。

当然，世人永远是对哲学家们、艺术家们有足够宽容心的。——他们一般或很少承担由于他们的思想来给世界带来灾难的责任。比如尼采，他不承担，由于他的思想影响到希特勒而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但也有个例。比如中国文革，或早一些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一些小说，就被打入冷宫，一些思想就被不被宣扬。就在那种环境之下，毛泽东还能推广大家看红楼梦，说明到曹雪芹的高明，是不是？ 

（话题扯远了，我们拉回来。）这属于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人类要到哪里去？这个话题，总括起来，不外乎，现在有二派观点。一类是东方思维，天人合一思想。人类社会是在地球上的一个循环；一类是西方科学思想，人类要往宇宙进发，未来人类将会改变基因以适应宇宙不同星球的生活。（偶还是禁不住要谈这些宏大问题 ，打住，打住，对不起，我们还接着谈文学，谈小说。）但作为小说家，咱不明白未来人类会往哪里去，也是不好的小说家。如果人类不再痛苦，是不是就不再需要文学？基因的改变，会让人类没有眼泪的。如果，我们深读《黄帝内经》，我们也可怕地发现了，古人先贤早有这方面的论述：人类不死，与天地同寿。中西方文明，会不会在那样一个高处再结合？那将是现人类的终结，新人类的出现。现人类的一切文明形式，包括文学，艺术，宗教等等，说白了，就是对死的恐惧产生的。当西方科学发展证明到东方哲学的宇宙合理性时，人类就迈向新人类。朋友们，这也是偶一直不愿意将小说放大的致命原因。偶不愿意将小说放大到哲学、宗教层面上去，只是偶想保存那一个不愿醒来的梦。

一切哲理首先都是对既定伦理的一种冲突。

哲学们多是对伦理的厌恶来生发起来对道德的拷问，对政治的追问，对宗教的思索。一般情形之下，世俗道德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而道德的非世俗化，就会是宗教。政治只是解决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它是以利益分配为基础的，在它进行有效利益分配的时候，以伦理（道德）和法制来为其背书。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 一个哲学家，他首先是不大会遵循现实道德约束的，反而是要冲破之。一个即成的道德模式，若要冲破之，将会有四个方向，即一个”原点“的上、下、左、右四个指向性。上与下，是人与神的关系，这属宗教层面；左与右，关系思想行为方式，是属意识形态层面。

一部哲理小说的生命力，往往起决定作用的，即在于这个作家（一般兼为哲学家）的哲学观念。与小说文本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小说文本艺术所需关注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等，无一例外地在哲理小说之中得以弱化处理或忽略不计。以《波斯人信札》为例，全书主要人物，即书信书写或互通主体只有两个，郁斯贝克和他的朋友黎伽，以传统小说的眼光看，这两个人物，似乎是“局外人”，他们并非是小说文本之中的人物，而更象是小说“叙事”的角色，是通过他俩在欧洲游历的所见所闻，并以书信的方式寄给朋友家人，而朋友家人又以回信的方式“报告”波斯其时“现状”，整部小说便是以此来完成小说之呈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哲理小说文本之中是弱化处理的，甚至可以说基本不存在。

《波斯人信札》文本中的“故事”，不是统一的，或者可以说，没有一个系统的、连续延展下去的故事，更不用去说所谓的“故事核”，它的“故事”是散淡的，不统一，不相连，“独立成篇”的。

全书除却郁斯贝克和黎伽的游历之处。大约有四个明显独立的四个故事，即若“后房故事”、“穴居人故事”、“阿非理桐和阿丝达黛的故事”以及“伊卜拉亭的故事”，等。

然后，我们再来看《波斯人信札》这部小说中的“情节”、“细节”。可以说，整部小说之中，没有一个或我们看不到一个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故事情节。几个“故事”与小说中“主要人物”之游历，各不相同，互不干涉，比如有研究者对此有梳理——所有书信根据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四十九封信涉及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寓言“穴居人”；四十三封信涉及西方特别是法国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十封信涉及宗教问题，包括“阿非理桐和阿丝达黛的故事”；四十封信与后房故事有关，包括“伊卜拉亭的故事”在内；剩余是一些杂信。等等。小说之中，基本没有细节。

综上，也就是说，以《波斯人信札》为例来看哲理小说，我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之下小说文本的“样貌”，它们几乎是摒弃了传统小说文本之中的构成要素，或者说，不以传统小说文本构成要素为重点。

这一类型小说之作者，往往其主要身份是哲学家。他们流连在意的是在“小说”屋檐下，做自己的事情。——对政治、道德、宗教发言，并昂扬地表达自己的哲学观。他们对“小说家庭”的贡献，以鄙人来看，只是在小说“组织”上的创新。（注：组织，即结构。沈从文称之。但“组织”也不同于“结构”，得空儿，我们可以试论之。总体来说，我意“组织”一词用得好。中国古人论文之“凤头，猪肚，豹尾”，细究皆是言其“组织”。）他们以“书信”与“对话”的方式“组织”小说，是后来意识流的发端。

2021/3/28